第673章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所謂「迎回虞主、祔於太廟」，指的是仁宗駕崩之後，身後事的最後兩個環節。

  此前進行的是新帝率群臣按禮制行小斂、大斂，以日易月服喪，然後選定鞏縣的陵址，定名永昭陵，再後是撰寫哀冊文、諡冊文，刻於石上準備隨梓宮入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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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昭陵正在修建，這座皇陵整體依「南高北低」的堪輿地勢修建，規劃由鵲台、乳台、神道、宮城、下宮等部分組成，神道兩側對稱排布完整的石像生群，陵台為覆斗形，預計到明年開春就能徹底完工了。

  眼下已經在準備靈駕從京城赴山陵的事情了，即靈柩從宮中殯宮啟遷前先行啟奠，臨行前再行祖奠禮，然後梓宮搭載靈駕，在鹵簿儀仗、文武百官、宗室皇親的護送下從開封出發，沿指定路線前往鞏縣永昭陵。

  因此，必須提早把最後兩個環節給議定好，不能掉鏈子。

  而「迎回虞主」，就是說將梓宮安葬入永昭陵之後，隨行的禮官將提前製作好的仁宗木製神位奉迎，沿原路護送返回京城，沿途行初虞、再虞、三虞等系列虞祭禮，安奉於宮中臨時祭所。

  「祔於太廟」則是選定吉日，將虞主正式奉迎至太廟，舉行祔廟大典，把仁宗的神位按昭穆順序安放入太廟的對應室次，完成先帝神主正式入祀太廟的全部流程，整個皇家喪葬禮制至此方才算閉環。

  那麼為什麼還要議呢？

  關鍵就在於，大行皇帝神主祔廟，而太廟七室都已滿了，解決方案要麼是把前面的遷出去，要麼是對後面的進行增加。

  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大臣們的激烈討論。

  歐陽修認為按《禮記》說的「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以及《尚書》說的「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那麼「世」與「昭穆」，是按父子的正序而言，若是兄弟，則昭穆相同，不可用世數來計算。

  這裡面的邏輯倒也不複雜。

  按此前朝代來舉例，商代祖丁之子有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個兒子都有天下，而商的宗廟有始祖、太祖、太宗、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的祭祀不能上及父親祖丁，這說明古代兄弟相繼為帝，昭穆相同而不以世數計算。

  因此，晉的宗廟十一室而六世，唐的宗廟十一室而九世，也就是中宗、睿宗對於高宗，恭宗、文宗對於穆宗，同居穆位。

  如此來講，本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功德之宗，這是萬世不遷的。

  所以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皇帝稱孝孫，而在禘祫圖中，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

  也就是說，大行皇帝神主祔廟，只需要增加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奉七世的禮制就可以了。

  而以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右司諫司馬光為首的另一派的觀點則是，根據先王典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為七，而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表示有終了」，以及近世制度，太廟不須另添一室。

  也就是說，不增加為八室，而是把前面的遷出去一位。

  這種說法聽起來很胡鬧，但實際上，卻是有大量史料作為參考的，漢元帝時，太上皇廟主埋於寢園，魏明帝時，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州府君。

  也就是從漢晉以後，大抵都是超過六世則遷其神主。

  到了唐朝，唐高祖初立時祭四世，太宗增祭六世，到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都祭六世。

  因此，盧士宗和司馬光等人認為，如今若以宋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如此祭三昭三穆即可。

  但苗太后對此非常不滿。

  這倒也沒有什麼複雜的政治考量，就是單純地覺得對不住先帝，認為發生「把祖宗遷出去一位」這種事情不好。

  而兩府相公們的意見也出奇地統一，那就是支持苗太后，增太廟為八室，而非遷出僖祖。

  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此前面對台諫輿論，他們在陪葬問題上已經退讓過了，一退再退，有損威嚴。

  宰相們不好公然表態，便由參知政事和樞密副使下場跟台諫官員辯論。

  而在商議之後，他們拿出的對策，就是強調「溯古」。

  張昪認為，先王之禮，自王以下依次降低二等，所以有天下的祭七世，有一國的祭五世，而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始有夏朝五廟、商朝六廟的說法，這種說法其實沒有可以考據的源頭，屬於是謬傳。

  歐陽修則認為，如今司馬光等人認為僖祖既不是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為依禮當遷，如此則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祭止於六世，不符合先王制禮依次降低二等之意。

  陸北顧就純粹是借題發揮，鋪墊自己的變法理念了。

  他覺得問題在於，其實三代的禮制，也沒有說有把所立之廟置於太祖之上的，後世的禮制既然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也不得不隨時代而變，即「與時俱進」。

  而且，從周以上，所謂太祖，也不是始受天命之君，而是始封之君而已，如今僖祖雖不是始封之君，但畢竟是立廟的始祖，當廟數未超過七世之時，就毀其廟、遷其主，考察三代的禮制，是沒有先例的。

  所以說，漢、魏及唐的史料，其實不符合三代的先王禮制，呃，換種說法，可能叫「原教旨禮制」更合適一些。

  因此，陸北顧認為應當保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中事七世的明文，也不失先王禮意。

  經過激烈辯論，最終苗太后下旨，任命樞密副使陸北顧任修奉太廟使，以八室圖上奏，同時擴建廟室連同夾室共十八間。

  至於大宋有沒有那麼長的國祚來放下這麼多位，那就再說了，反正擴建太廟的工程量非常小，並不花什麼錢。

  隨後，禮官們又對「祔廟」環節進行了討論。

  同知禮院、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呂夏卿上奏，稱「請大行皇帝山陵復土之後，百官列班迎接靈駕回京，山陵使先入見，中午行初虞之祭，虞主不題諡號，九次虞祭完畢，然後行卒哭之祭，次日祔廟。」

  這個流程倒是沒什麼太大爭議，故而便順利通過了。

  至此，關於大行皇帝身後事的禮制議定，才算是徹底完事。

  而後就是關於新帝的事情了，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年號，兩制官員商議後，經過多輪篩選，最終給出了五個備選方案。

  ——大成、美成、豐亨、純熙、景熙。

  而兩府相公們，則是對其進行最終的挑選。

  首先就是「大成」，因字形似「一人負戈」，被認為寓意不祥而否決，隨後則是「美成」，原理差不多，被拆解為「羊犬負戈」，而「豐亨」的「亨」被認為「為子不成」或「無子」，也被排除了。

  最後剩下的是「純熙」和「景熙」。

  富弼比較鍾意前者，因為出自《詩經；周頌；閔予小子之什；酌》的「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很有典故。

  而韓琦認為，就《酌》詩的內容而言，這首詩是歌頌周武王伐紂武功的樂章，有北伐意味，恐刺激遼國，故而被否。

  最終只剩下一個四平八穩的「景熙」了。

  正所謂「景行光明，熙和興盛」，其寓意君主如日之升，以光明宏大的德行引領國家走向繁榮，使得國家在仁德之治下，呈現出太平景象。

  這個年號寓意不錯，也實在是怎麼挑都挑不出什麼毛病，故而最終被選中。

  這也就意味著，明年改元，就是景熙元年了。

  而針對很多大臣非常關心的「進奉表」問題，富弼則是親自定了調，進行了制度革新。

  什麼是「進奉表」呢？

  就是各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派親屬進奉賀登基表到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低、親屬遠近，一律推恩授官，甚至包括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有的所派之人根本不是親屬，也授給齋郎及差使、殿侍。

  這個制度聽起來就很離譜是吧？

  但如果追溯到源頭，那就能理解了，因為這其實是中晚唐時期，唐朝皇帝對藩鎮的姑息之舉，是用來安撫地方藩鎮勢力的利益讓渡。

  而大宋立國之初，因為地方上也有不少節度使，就這麼沿襲了下來，後來太宗繼位時有「燭影斧聲」之事，其實地方是有些猜度的，所以仍舊需要出讓利益安撫地方，就也沒改，真宗繼位則是因循舊例，仁宗繼位時年紀太小，章獻太后也未能革除糾正，就這麼一以貫之了下來。

  富弼再次成為首相，如今又是幼主臨朝、太后垂簾，國朝重擔幾乎繫於他一身，他也重新表現出了慶曆新政時的銳意進取態度，是想要在新朝有所作為，以在史書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

  因此，他就先撿「進奉表」之事開刀了。

  富弼親自寫了奏疏給苗太后，並且還將奏疏內容有意透露了出來。

  富弼的奏疏，意思就是說，國家的爵祿，本該留給天下賢才及有功有勞之人，如今讓這些人無故得官，實在太過泛濫，況且近年官吏冗多，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所以數年前另定條例，削減各類奏補恩蔭的數額。

  而若進表之人都得官，則又憑空增加數百入仕之人，此前所有減省之舉都成虛設，如今縱然不能全罷這類恩賞，那些進表者若是五服以內的親屬，可斟酌等級授一小官，若是無服屬的非親屬，則量情賞賜金帛遣回，這樣或許可以稍稍補救冗官之弊。

  要陸北顧說，富弼還是太保守了，應該徹底取消才是。

  不過富弼接下來的動作，還是讓有志於新政變法的士大夫，相當歡欣鼓舞。

  政事堂在富弼的主持下，通過了一條針對中書門下本身的政令。

  舊制，堂後官升至員外郎，依舊供職，而景祐初年規定，升至員外郎便放外任，但因為堂後官未至提點則均不願外放，便以所當轉之官為子孫求恩澤，至今沿以為例。

  富弼下令，如今擬令升至員外郎的，依舊供職，更不許求恩澤，而提點則按例雖依次遞補，也應擇才選任，今後如任內職事勤勉，年滿之日即依舊供職，推恩任用，如廢弛不稱職，則不等年滿，只給堂除知州。

  所謂「堂後官」，就是中書門下里的「中書五房」，即孔目房、吏房、戶房、兵禮房、刑房的首席吏職，國初多由吏員擔任，後為提升素質，改由吏部選任進士乃至京朝官擔任，但士大夫多以此為恥，故而政策效果有限，絕大多數「堂後官」還是吏員在擔任。

  而這些「堂後官」跟其他衙門乃至地方的吏員是皆然不同的，甚至在朝廷規定的級別里，也是官員，而非吏員。

  至於「提點」的全稱則是「提點五房公事」，這個差遣跟「堂後官」不同，從國初開始就由官員而非吏員擔任，後來雖然允許成為「堂後官」晉升成為「提點」，但實際上競爭非常激烈，不僅是「堂後官」之間有競爭，其他官員也盯著這裡，故此很少有「堂後官」能晉升成為「提點」。

  在這種情況下，絕大部分「堂後官」都會放棄外放升遷，留在京城為子孫謀福利，而這會導致這些高級吏員的子孫承襲他們的職位，形成盤根錯節的吏員利益網，對於中書門下的官員施政是不利的。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本來就是弊政，而相較於官員，哪怕這些人是高級吏員，或者說其實是已經被視為官員的吏員，但終究也是好拿捏的。

  因此，富弼選擇了從這裡開刀，並為接下來的景熙新政做準備。

  十一月，他又下令審官院，稱「凡京朝官有親族妨礙應合迴避者，如到任未滿一年，即予對調；本縣官相妨礙的，對調到本州另一縣；本州官相妨礙的，對調到鄰近路分。已滿一年以上的，除祖孫及期服以上親族照此對調外，其他親戚則等任滿成資後罷免。」

  在嘉祐十年的臘月，大宋也完成了新一輪的戶口和兩稅統計。

  全國共有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丁二千九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三人，夏秋兩稅共收二千三十九萬六千九百九十三石，因為災害免收一百六十五萬五千五百四十六石，判大辟死刑的共一千七百三十六人。

  這裡要說的是，大宋的「戶」指的是納稅和服役的基本家庭單位，一個「戶」內可能包含多個「丁」和其他不列入統計的女性與兒童，「丁」則是特指承擔賦稅和徭役的成年男性，大宋的統計口徑是二十歲至六十歲的男子為「丁」。

  因此，按照比例進行估算，目前大宋的總人口應該有九千多萬，如果算上隱戶，則在一億左右。

  轉過年，景熙元年春，葬仁宗於永昭陵，虞主從山陵迎回，苗太后在瓊林苑迎祭，參考章獻明肅皇太后舊制，其乘大安輿輦，即形狀如肩輿而略大，但無扇?，不鳴鞭，且侍衛數量減半，宮人不准呼「萬歲」。

  虞祭則由首相富弼代替幼主主持，將仁宗神主祔祭於太廟，樂舞名為大仁之舞，以曹瑋、王曾、范仲淹三人配享廟庭。

  至此，仁宗時代徹底落幕。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