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東方宗法共和
豫州周武王伐商,建立周朝後兩年就病逝,而太子成王才12歲,武王之弟周公旦,召公奭代為執政共7年,到成王19歲時還政於成王。
其子康王在召公、畢公輔佐下,格守先訓,延續了成王的強盛。
史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傳至昭王,昭王兩次南征荊楚,第一次勝,第二次喪師殞命。
昭王之子穆王西征犬戎,連接豫州到河湟,羌源的通道。又東征淮夷和徐戎。
昭穆兩代雖然軍事上取得勝利,擴大了疆土,但是統治地位已經開始下滑。
傳至第十代厲王時,為了維持統治地位,振興王室經濟,專利山川,但當時的山川已經為各級貴族所有,又不許國人議論國事,違者殺。
最後國人暴動,厲王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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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穆公、周定公二人共同執政,史稱共和,直到厲王去世,宣王繼位,共計十四年。
而蘭國初期也是因為蘭伯被掠去為質十幾年,只能諸大夫議事。
結果等新的蘭伯繼位,又被強迫去素國為質。
於是蘭國有一段時間陷入長期的君主不在位,形成諸大夫議事,並推舉一卿執政的局面。
在此刻還和周國的情況一致。
但是後面蘭伯歷代平庸,臣子中反而隔幾代就出現有才能的人。
從此君位更加形同虛設,權在大夫。
素國征服萊州後,萊州大夫出逃,策光為安定萊州,每郡設士族議事會。
而收復萊州後,南洋大夫為掌控蘭國政事,延續了萊州士族議事會的存在。
於是就走向與周朝完全不同的形式。
在大陸農耕文明中誕生的蘭國,產生這樣與眾不同的政體是偶然與必然決定的。
偶然就是君位缺失,歷代無才,而大夫群體人才輩出,引導蘭國的方向。
必然就是蘭國延續了原始民主的因素,其原始民主的成分被強化,而對外殖民和航海活動又壯大了這一部分,最終演變為古典共和。
在大陸的農耕社會,人人有一塊地耕種就行了,自給自足,不需要和他人競爭,甚至不需和外界交流。
但是對外移民時,到達新環境弱小的人群肯定會先被淘汰,而剩下的人群面對新環境,必須為了自己和族人的利益和他人溝通,商業需要協商,進行大量的物質交換,需要溝通。
因為其基本單位是血緣連接的宗族之間協商,而不是代表單個家庭的男主人之間的協商,於是東方宗法共和形成了。
並在華歷3800年到4000年得到加強。
————《東西方的古典共和國》
3月,普郡的一處莊園的庭院,正中一棵巨大的印茄木枝繁葉茂,猶如華蓋。
樹下有木台,一位士子手中拿著一冊桐葉紙(原創的一種紙,將南洋的一種樹的葉子浸泡蒸煮,用毛筆書寫,比貝葉寬),飽含深情的念道: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穿著直裾,戴高冠的士子們分三層,最外層圍坐在四周的廊道上,有幾十位,再近一層是在庭院中的獨立矮榻上,有十幾位。
都屏氣凝神,專注的看著中間的士子。
一詩念畢,眾人皆默然,幾位年長者眼中含淚,沉浸在這首從豫州傳來的詩歌里所蘊含的複雜感情中。
一人點頭道:「好詩啊,真是感人肺腑。」
「是啊,較之我交州文化,也不逞多讓。」
「做詩之人是位軍士。」
「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剛止,時間很是漫長啊,此君很是想念家鄉。」
「但是又有為王出陣的振奮和戰鬥的艱苦。」
「最後卻是以『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為結尾。」
眾人談論著,見靠近台上的一位老者起身,都停下交談。
就見老者上台道:「《文藏》的詩太過久遠,枯澀難懂,我們應該記錄一些這樣既有豐富情感,又能傳唱的詩歌。」
這是萊州士子的一場詩歌會,與此同時,在普島還有另外十幾場詩歌會。
蘭國商通四方,雖然將豫州的詩歌帶來了,但是對于震州的釋學也只是略有耳聞。
高陽等五人在衛氏的介紹下,已經在其他場合為其他士子講解了幾場正統釋學,已經在士族圈子有了聲望,所以在庭中有獨立的矮榻。
五人也為這樣的詩歌而感動。
這天以詩歌為開場,老者接著道:「我有了新的想法,應該將此編成劇。」
眾人無不讚嘆。
幾位老者輪流上去講述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最後又請高陽講釋學這一學問,高陽照例講了正統釋學,後面又講自己的看法:「釋學高深莫測,發人深思。
但是我以為不干涉朝政,不從政治入手,光憑說服,難以改變愚昧貪婪的諸侯大夫。」
一士子問道:「那先生認為,應該如何從政治入手?」
高陽答道:「我認為,為政者應該皆出家。
無私人之家,方能一心為公。」
沒聽過他講話的蘭國士子有些驚訝,都若有所思。
高陽繼續道:「諸位想想,大夫都是以家為晉升,為一家之私,先有南洋大夫聯素,後有萊州大夫棄國。
在他們心中,國破家還在,根本不管餘下的士族庶民。
只有讓為政者出家為公,才能杜絕貪弊。」
接著又一士子問道:「為政者如何出家?」
高陽回道:「讓其改姓去氏,不得成親,財產無法傳承。
自然就不會貪弊了。」
「可是出家絕人倫,沒有人倫的人,沒有家庭的人如何能治理好國家?」
高陽好奇反問道:「治理國家和人倫有什麼關係?」
士子理所當然道:「國就是大家,家就是小國。
治家和治國是一樣的。」
高陽思考了一下,回道:「那有幾個大夫君侯治理好家,還能治理好國的?」
見士子陷入沉思,高陽繼續道:「齊恆公治理國家好吧,怎麼最後還被活活餓死,五公子爭位,等屍體都爛了才入葬。
就我在震州所觀察,大夫殺君侯,君侯奪臣妻,子殺父,父殺子。
不僅將自己的家弄得一團糟,連帶著國也一團糟。
上奢下欲,對外征戰,取得勝利可有國人庶民一利?
要是一敗,也是國人庶民倒霉。」
眾人也想不出治理國家和人倫有什麼關係,但又覺得高陽的辦法不可取。
於是反對道:「應該讓有學問的人執政,依照學識而不是血統來治理國家,就可以了,而不必出家。」
高陽道:「我不認為有學識就能治理好國家,有學識只是治理好國家的基礎,而不能決定治理的好壞。
只要為政者有家庭,他就會想辦法將大家的撈到自己家。
為了自己的家,損害大家才是常事。」
在場的都是交州的學派,自稱源於文帝,所以被外人稱為「文學」或者「文家」,起初是華歷3946年,勞喜在蓬城依靠《藏》,編纂孟國的典章制度。
萊州因為經濟富裕,政治良好,加上歷史原因,有著華人諸侯國中比例最高,數量最多的一個士族群體,自然被勞喜召集參與了編纂。
結果萊州士子編纂孟國的典章制度時,發現幾千年前的《藏》,已經不能指導現在的生活。
根本問題還是和震州一樣,因為鐵器的推廣和牛耕技術的傳播,促成單個家庭的生產力提高,原本以宗族公社為單位,在公共土地上勞作的生產方式走向解體。
於是交州也出現各種學派,其中「文家」就是鼓吹無君共和,大力批判君主制的弊端,認為治理國家應該由知識,而不是血緣決定。
現在的共同目標是正在編纂新的《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