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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東方宗法共和

  豫州周武王伐商,建立周朝後兩年就病逝,而太子成王才12歲,武王之弟周公旦,召公奭代為執政共7年,到成王19歲時還政於成王。

  其子康王在召公、畢公輔佐下,格守先訓,延續了成王的強盛。

  史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傳至昭王,昭王兩次南征荊楚,第一次勝,第二次喪師殞命。

  昭王之子穆王西征犬戎,連接豫州到河湟,羌源的通道。又東征淮夷和徐戎。

  昭穆兩代雖然軍事上取得勝利,擴大了疆土,但是統治地位已經開始下滑。

  傳至第十代厲王時,為了維持統治地位,振興王室經濟,專利山川,但當時的山川已經為各級貴族所有,又不許國人議論國事,違者殺。

  最後國人暴動,厲王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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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穆公、周定公二人共同執政,史稱共和,直到厲王去世,宣王繼位,共計十四年。

  而蘭國初期也是因為蘭伯被掠去為質十幾年,只能諸大夫議事。

  結果等新的蘭伯繼位,又被強迫去素國為質。

  於是蘭國有一段時間陷入長期的君主不在位,形成諸大夫議事,並推舉一卿執政的局面。

  在此刻還和周國的情況一致。

  但是後面蘭伯歷代平庸,臣子中反而隔幾代就出現有才能的人。

  從此君位更加形同虛設,權在大夫。

  素國征服萊州後,萊州大夫出逃,策光為安定萊州,每郡設士族議事會。

  而收復萊州後,南洋大夫為掌控蘭國政事,延續了萊州士族議事會的存在。

  於是就走向與周朝完全不同的形式。

  在大陸農耕文明中誕生的蘭國,產生這樣與眾不同的政體是偶然與必然決定的。

  偶然就是君位缺失,歷代無才,而大夫群體人才輩出,引導蘭國的方向。

  必然就是蘭國延續了原始民主的因素,其原始民主的成分被強化,而對外殖民和航海活動又壯大了這一部分,最終演變為古典共和。

  在大陸的農耕社會,人人有一塊地耕種就行了,自給自足,不需要和他人競爭,甚至不需和外界交流。

  但是對外移民時,到達新環境弱小的人群肯定會先被淘汰,而剩下的人群面對新環境,必須為了自己和族人的利益和他人溝通,商業需要協商,進行大量的物質交換,需要溝通。

  因為其基本單位是血緣連接的宗族之間協商,而不是代表單個家庭的男主人之間的協商,於是東方宗法共和形成了。

  並在華歷3800年到4000年得到加強。

  ————《東西方的古典共和國》

  3月,普郡的一處莊園的庭院,正中一棵巨大的印茄木枝繁葉茂,猶如華蓋。

  樹下有木台,一位士子手中拿著一冊桐葉紙(原創的一種紙,將南洋的一種樹的葉子浸泡蒸煮,用毛筆書寫,比貝葉寬),飽含深情的念道: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穿著直裾,戴高冠的士子們分三層,最外層圍坐在四周的廊道上,有幾十位,再近一層是在庭院中的獨立矮榻上,有十幾位。

  都屏氣凝神,專注的看著中間的士子。

  一詩念畢,眾人皆默然,幾位年長者眼中含淚,沉浸在這首從豫州傳來的詩歌里所蘊含的複雜感情中。

  一人點頭道:「好詩啊,真是感人肺腑。」

  「是啊,較之我交州文化,也不逞多讓。」

  「做詩之人是位軍士。」

  「薇亦作止,薇亦柔止,薇亦剛止,時間很是漫長啊,此君很是想念家鄉。」

  「但是又有為王出陣的振奮和戰鬥的艱苦。」

  「最後卻是以『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為結尾。」

  眾人談論著,見靠近台上的一位老者起身,都停下交談。

  就見老者上台道:「《文藏》的詩太過久遠,枯澀難懂,我們應該記錄一些這樣既有豐富情感,又能傳唱的詩歌。」


  這是萊州士子的一場詩歌會,與此同時,在普島還有另外十幾場詩歌會。

  蘭國商通四方,雖然將豫州的詩歌帶來了,但是對于震州的釋學也只是略有耳聞。

  高陽等五人在衛氏的介紹下,已經在其他場合為其他士子講解了幾場正統釋學,已經在士族圈子有了聲望,所以在庭中有獨立的矮榻。

  五人也為這樣的詩歌而感動。

  這天以詩歌為開場,老者接著道:「我有了新的想法,應該將此編成劇。」

  眾人無不讚嘆。

  幾位老者輪流上去講述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最後又請高陽講釋學這一學問,高陽照例講了正統釋學,後面又講自己的看法:「釋學高深莫測,發人深思。

  但是我以為不干涉朝政,不從政治入手,光憑說服,難以改變愚昧貪婪的諸侯大夫。」

  一士子問道:「那先生認為,應該如何從政治入手?」

  高陽答道:「我認為,為政者應該皆出家。

  無私人之家,方能一心為公。」

  沒聽過他講話的蘭國士子有些驚訝,都若有所思。

  高陽繼續道:「諸位想想,大夫都是以家為晉升,為一家之私,先有南洋大夫聯素,後有萊州大夫棄國。

  在他們心中,國破家還在,根本不管餘下的士族庶民。

  只有讓為政者出家為公,才能杜絕貪弊。」

  接著又一士子問道:「為政者如何出家?」

  高陽回道:「讓其改姓去氏,不得成親,財產無法傳承。

  自然就不會貪弊了。」

  「可是出家絕人倫,沒有人倫的人,沒有家庭的人如何能治理好國家?」

  高陽好奇反問道:「治理國家和人倫有什麼關係?」

  士子理所當然道:「國就是大家,家就是小國。

  治家和治國是一樣的。」

  高陽思考了一下,回道:「那有幾個大夫君侯治理好家,還能治理好國的?」

  見士子陷入沉思,高陽繼續道:「齊恆公治理國家好吧,怎麼最後還被活活餓死,五公子爭位,等屍體都爛了才入葬。

  就我在震州所觀察,大夫殺君侯,君侯奪臣妻,子殺父,父殺子。

  不僅將自己的家弄得一團糟,連帶著國也一團糟。

  上奢下欲,對外征戰,取得勝利可有國人庶民一利?

  要是一敗,也是國人庶民倒霉。」

  眾人也想不出治理國家和人倫有什麼關係,但又覺得高陽的辦法不可取。

  於是反對道:「應該讓有學問的人執政,依照學識而不是血統來治理國家,就可以了,而不必出家。」

  高陽道:「我不認為有學識就能治理好國家,有學識只是治理好國家的基礎,而不能決定治理的好壞。

  只要為政者有家庭,他就會想辦法將大家的撈到自己家。

  為了自己的家,損害大家才是常事。」

  在場的都是交州的學派,自稱源於文帝,所以被外人稱為「文學」或者「文家」,起初是華歷3946年,勞喜在蓬城依靠《藏》,編纂孟國的典章制度。

  萊州因為經濟富裕,政治良好,加上歷史原因,有著華人諸侯國中比例最高,數量最多的一個士族群體,自然被勞喜召集參與了編纂。

  結果萊州士子編纂孟國的典章制度時,發現幾千年前的《藏》,已經不能指導現在的生活。

  根本問題還是和震州一樣,因為鐵器的推廣和牛耕技術的傳播,促成單個家庭的生產力提高,原本以宗族公社為單位,在公共土地上勞作的生產方式走向解體。

  於是交州也出現各種學派,其中「文家」就是鼓吹無君共和,大力批判君主制的弊端,認為治理國家應該由知識,而不是血緣決定。

  現在的共同目標是正在編纂新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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