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母親的病歷
最先露出端倪的,是黑板報。
「每周一字」寫到第一百四十六期,忽然換了筆跡。字還是端正的,可那股子精氣神沒了——橫平豎直都在,筆鋒里的活氣沒了。
舒揚路過的時候停下來,多看了一眼。新一期講的是「康」字:廣字頭底下,一個隸。廣是屋檐,隸是手在掃——屋檐底下有人灑掃,就是康。
底下那行小字,不是羅敬亭的口氣:祝全廠職工身體健康。
她在黑板報前站了一會兒。羅敬亭這個人,寫「欠」的時候說欠的都要還,寫「賭」的時候說賭注越大越要經得起查,從來不會寫一句不痛不癢的祝詞。
出事了吧。
她去綜合室打聽。綜合室的人說,羅敬亭請了年假,回老家了,走得急,假條是前一天下午遞的,第二天一早就沒了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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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啥事了?」
「他媽。」同事說,「住院了。聽說是腎上的毛病,轉到昆明去了。」
「嚴重嗎?」
「不曉得。」同事搖頭,「他媽媽一個人在老家開包子鋪,他每禮拜都打電話。上個禮拜他說著說著電話就掛了,再露面就是遞假條。」
後來的事,是一點點拼出來的。有綜合室的人說給他家裡打過電話,沒人接;有跟他同宿舍的人說,他走的那天晚上,在宿舍走廊里站了半宿;那幾天他往老家打了七八個電話。
而羅敬亭自己經歷的那個星期,是這個樣子的——
昆明醫院的腎內科,確診報告是:慢性腎衰竭,尿毒症期。兩條路,透析,或者移植。透析,一周兩到三次,一次四百多,長年累月;移植,腎源難等,手術加術後,先備三十萬。
三十萬。
羅敬亭站在醫生辦公室門口,把這數字在心裡過了一遍。他一個月工資四千出頭,母親的包子鋪,一年到頭刨去房租水電,落不下三萬。他工作兩年,攢下的錢,給母親買過一個金戒指,剩下的,存摺上躺著四萬八。
「醫生,」他聽見自己問,「透析的話,能維持多久?」
「規範透析,十年八年的,有的是。」醫生看了他一眼,「小伙子,先去辦住院吧。」
病房裡,母親靠在床頭,看見他進來,第一句話是:「花了多少錢了?」
「媽——」
「我問你花了多少錢。」老太太的聲音不大,可那個勁兒,跟小時候問他作業寫完沒有一個樣,「敬亭,媽這病,媽自己上網查了。咱不治了,回家。媽還能蒸包子,蒸一天是一天。」
「媽。」羅敬亭在床邊坐下來,把母親那隻扎著針的手握住。那隻手他從小看到大,揉面,擀皮,捏褶子。現在這隻手背上青一片紫一片。
「錢的事你別操心。」他說,「你兒子……有辦法。」
「你有啥子辦法?」母親盯著他,「你一個月掙幾個錢,媽不曉得?敬亭,媽把醜話說前頭——你要是敢去借高利貸,敢去幹啥子糊塗事,媽明天就出院。」
「不借。」他說,「單位有補助,同事還能幫襯。媽,我是國家重點單位的技術骨幹,組織上不會不管我。」
這句話半真半假。假的是,他還沒跟任何人開口;真的是,他說出口的那一刻,是真心相信組織的。
母親盯著他看了半天,忽然別過臉去,望著窗外。
窗外是醫院的後花園,樹蔭底下坐著曬太陽的病人,有的掛著吊瓶,有的坐著輪椅。太陽照在他們身上,誰也不說話,都曬得很專心。
「你爸走得早。」她說,「媽就你一個。你要是因為媽,把自個兒搭進去,媽到地底下,都沒臉見你爸。」
「媽,你看你,說這些。」
「你聽媽說完。」老太太的聲音緩得像在揉一團面,「敬亭,媽這個病,媽心裡有數。媽不怕花錢,媽怕的是你這個娃兒,從小就要強,啥子事都自己扛。你五歲那年,描紅描不好,把自己關在屋裡描了一宿,第二天拿給我看,眼睛紅得跟兔子一樣。媽那時候就曉得,你這個娃兒,疼不喊疼,難不喊難。」
「可是敬亭,人這一輩子,有些難,是要喊出來的。你不喊,旁人想幫你,都摸不著門。」
那天晚上,羅敬亭在醫院樓梯間站了半宿。
樓梯間的窗戶衝著住院部的後院,風從窗縫裡灌進來,他就那麼站著,把手機通訊錄從頭翻到尾,又從尾翻到頭。
能借的親戚,他白天已經打了一圈電話。大舅說家裡剛蓋了房,二姨說孩子今年高考,表哥倒是痛快,說能湊兩萬。加起來,四萬出頭。
離三十萬,還差著一座山。
他靠著牆,慢慢滑下去,蹲在台階上。樓道里的聲控燈滅了,他沒動,就那麼蹲在黑暗裡。
字正的人,路就正。媽,你教我的這句話,我記了二十來年。可是路正的人,碰上一座三十萬的山,怎麼翻?
樓下忽然傳來一陣哭聲,是內科病房的方向,哭聲起來了,又被人勸下去。醫院的夜就是這樣,誰家塌了天,都壓著聲。他蹲在黑暗裡聽,聽那哭聲一點一點地歇下去,忽然覺得,這座樓梯間裡蹲著的,不止他一個——全中國的醫院樓梯間裡,每天都蹲著數不清的人,都在算同一筆算不平的帳。
他想起白天醫生的話:規範透析,十年八年的,有的是。
十年。一周三次,一年一百五十多次,一次四百多。他把這個數在心口想了又想,想得生疼。
聲控燈忽然亮了。是巡夜的護士上樓,看見他,嚇了一跳。
「家屬啊?」護士是個年輕姑娘,「這兒不能蹲,著涼。你媽媽哪個床的?三床啊——阿姨今天還問我,說她兒子字寫得好,能不能幫我們科室寫兩塊健康宣傳的板報。」
羅敬亭抬起頭。
「我說行啊。」護士笑了笑,「阿姨高興得很,說她兒子寫的字,比印的都好看。」
回到病房,母親已經睡了,輸液管里的藥水一滴一滴,走得不緊不慢。他在床邊的陪護椅上坐下來,從包里摸出筆記本,撕下一頁,借著走廊透進來的光,給科室寫那塊板報的草稿。
寫著寫著,他的手停了。
紙上,「健康飲食」四個字下面,暈開了一小團淚痕。
他把那一頁撕下來,揉掉,重新寫。
同病房的隔壁床,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也是腎病,三個兒子輪流陪床。那天夜裡老太太睡不著,跟他聊天:「小伙子,你這個陪護,比兒子還像兒子。」
「我就是兒子。」
「哎,口誤口誤。」老太太笑了,「我是說,現在這樣的兒子少了。我那三個,輪班都要排。你一個人守在這兒,工作咋辦?」
「請了假。」
「假總有完的時候。」老太太嘆了口氣,「久病床前無孝子——小伙子,別怪我嘴碎,這個病是長路。你要早些打算。」
羅敬亭望著母親的臉,沒有接話。
長路。他當然曉得是長路。一周三次透析,一次四百多,一年就是六七萬,還不算藥。這條路上沒有收費站,只有收錢的地方,一個接著一個,望不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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