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遠翔諮詢的請柬
五一之後到了一份請柬,走的公司公郵,落款很講究:遠翔航空諮詢·第五屆「青年航空學者論壇」。
裡面印著時間地點:五月下旬,昆明,錦江賓館,會期兩天,食宿全包,另有每人兩千元的「資料補助」。議題一欄寫著:民機市場趨勢與國際合作——全是公開話題。
隨請柬還附著一頁往屆論壇的影集:賓館的宴會廳,衣冠楚楚的合影,台上講話的是兩位航空院校的名教授。影集的排版很專業,專業得像一份招股說明書——它什麼都給你看了,又什麼都沒給你看。
請柬一式五份,送到了廠里五位年輕骨幹手上。總體組舒揚有一份,綜合室羅敬亭有一份,另外三份在別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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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門的提醒函,是同一天下午到的。
兩份函件前後腳擺在舒揚桌上的時候,她盯著那張請柬看了很久。錦江賓館,兩天,食宿全包,兩千塊資料補助——出手不小。論壇議題乾乾淨淨,可珠海那一幕還在眼前:一句踩線的英文問題,一句「太懂行的人,最不懂規矩」。
她把影集那一頁也翻出來看了看。兩位名教授的照片下面,印著他們的頭銜和演講題目。她忽然想起何敏,說不定認識這兩位。要是擱在大學裡,這樣的論壇,她大概會搶著報名。
可現在她不在大學裡了。她在這個把「不能說」三個字看得比命重的院子裡。同樣一張請柬,在大學是機會,在這兒,先要過一遍保衛科的眼睛——這不是多疑,是這個院子的水土。
提醒函寫得很原則:近期有社會機構以學術活動名義接觸我單位人員,請各部門提醒職工,參加社會學術活動,一律先報批,後參加;境外背景機構的邀請,原則上必須婉拒。
她把請柬和內頁逐頁拍了照,連同提醒函,一起送去了保衛科。
接待她的幹事把請柬翻來覆去看了兩遍,又翻開一個本子,查了一會兒,抬頭說:「遠翔。珠海航展之後,這家公司就掛上號了。」
「掛號的意思是?」
「重點關注。」幹事說,「我們沒有證據說它有問題。但是它的路數,值得研究——不碰核心單位的老同志,專挑年輕人;不談敏感型號,只聊公開話題;給的都不少,要的都不多。」
「溫水?」
「對。」幹事點點頭,「青蛙下鍋那套。小舒,你今天能主動送來,說明你腦子裡那根弦在。這個論壇,你別去。別人去不去,我們去做工作。」
幹事送她到門口,忽然問:「小舒,我問你個事。你說,一個母親重病、正缺錢的年輕人,收到這個,會怎麼想?」
舒揚心裡咯噔了一下。
「會覺得,」她斟酌著,「天上掉下來的不全是餡餅,也有石頭。」
「說得好。」幹事看著她,「可人在難處的時候,石頭看著也像餡餅。我們做保衛的,就是要在人咬下去之前,把石頭指出來。」
從保衛科出來,在走廊里,她碰見了羅敬亭。
他剛從老家回來沒幾天,人瘦了一圈,眼窩深陷。看見她,他站住了,手裡捏著的,正是那張請柬。
「舒師妹。」他揚了揚請柬,「你也收到了?」
「收到了。」舒揚說,「我剛從保衛科出來。羅師兄,這個論壇——」
「我知道,要報批。」羅敬亭笑了笑,「我就是來問問,你去不去?」
「不去。」舒揚說,「珠海的時候我跟這家公司的人打過交道。羅師兄,他們的茶,好喝;要是他們的話,好聽了,那就危險了。」
羅敬亭看著她,笑容沒變,可有什麼東西從眼睛裡掠過去了,快得抓不住。
「嗯。」他把請柬折起來,放進上衣口袋,「我再想想。」
「羅師兄。」
「放心。」他擺擺手,「保密課我也是上過的。連做夢都要挑著說,我記得。」
他走了。舒揚站在原地,看著他的背影拐過設計樓。
走出十幾步,羅敬亭在樓梯口碰上了保衛科的人——幹事正挨個找人談話,下一個就是他。談話進行了二十分鐘。幹事問得很細:請柬怎麼收到的,跟遠翔此前有沒有接觸,對他們的印象如何。
羅敬亭答得也很細。珠海的事他不清楚,他只說自己對這家公司不了解,請柬今天剛到,還沒來得及細看。
「小羅,」談話快結束的時候,幹事忽然換了個話題,「你母親的病,好點沒有?」
羅敬亭愣了一下。
「組織上都記著呢。」幹事說,「有困難,跟組織說。我們這一行,最怕的不是外面的手,是家裡的事沒人扛。家裡的事有人扛了,外面的手就伸不進來。」
「謝謝組織關心。」羅敬亭說,「我扛得住。」
幹事看了他兩秒鐘,點點頭,在記錄本上寫了什麼。
扛得住。幹事後來在本子上補了一行:該同志回答家庭困難時,用詞為「扛得住」,未提任何具體需求——建議工會跟進。
那句「我再想想」,讓舒揚在原地站了很久。
換作一年前,羅敬亭會說「我也不去」。今天他說的是,我再想想。
她想起他母親的確診,想起他手腕上那片膏藥,想起他說「能給人幫上忙是福氣」。一個把福氣掛在嘴邊的人,眼下正被日子逼到牆角。牆角里的人,看什麼都像門。
其實她說不清自己在擔心什麼。兩千塊的資料補助,對一個存摺上只剩萬把塊、母親每周要透析三次的人來說,不是小錢。昆明兩天,食宿全包,路還順——母親就在昆明住院,順道就能陪床。
這些帳,羅敬亭自己心裡算得比她清楚。正因為清楚,那句「我再想想」,才那麼沉重。
第二天她沒找到人。綜合室說,羅敬亭請假了,母親轉院,去昆明辦手續。
再後來,保衛科的幹事給五位收到請柬的年輕人挨個做了談話。談羅敬亭的時候,幹事記錄里寫的是:該同志態度端正,明確表示不參加。
態度端正,明確表示。
幹事後來跟同事說,這八個字,他寫得心裡不踏實。干保衛三十年,他最清楚:真不想去的人,說的是「我懶得去」;只有想去的人,才會把「不參加」三個字說得那麼端正。
那天下班,舒揚又去了趟綜合室,想把白天沒說透的話補上。羅敬亭的工位空著,桌上一摞謄寫完的文件碼得整整齊齊,筆洗得乾乾淨淨,插在筆架上。
他同屋的人告訴她:「羅哥這幾天,天天中午往樓下跑,打電話。打完出來,眼睛都是紅的。」
「他媽媽……」
「透析費,一次四百多。」同事搖頭,「我跟他住一屋,他這兩個月,連食堂的肉菜都改成素菜了。一份葷菜的錢,省下來,是半次透析的零頭。」
舒揚站在那張收拾得過分整齊的工位前,忽然明白了那種整齊是什麼。
那不是愛乾淨。那是一個被生活逼到牆角的人,給自己留的最後一塊能說了算的地方。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