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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誰在會議上拍了桌

  進項目組後的第一次方案評審會,杜鵑紅把舒揚帶上了。

  不是發言,是列席,兼做記錄。出門之前,杜鵑紅叮囑了三條:坐後排,少說話,記錄只記結論。

  「為什麼只記結論?」

  

  「過程是各家的事。」杜鵑紅說,「結論是項目的事。記多了,你惹不起。」

  舒揚還想問,杜鵑紅已經走出去了。她跟在後頭,把這三條在嘴裡過了一遍。進項目組後,她漸漸摸到這座院子的第二層規矩:第一層寫在牆上,保密的,質量的,一條條印得清清楚楚;第二層不寫,全在人嘴裡傳,哪句話能記,哪句話聽過就算,哪個會能帶本子,哪個會連筆都不能帶。

  評審會開在主辦公樓三層的大會議室,議題是型號一個分系統的技術路線。舒揚提前十分鐘到,照著杜鵑紅的位置安排在後排落座,攤開記錄本。人陸陸續續地來,來的都是各室有頭臉的人物,進門打招呼。

  主持會的是甘副總師。

  甘為民,五十七歲,廠里資格最老的幾個技術負責人之一,說話慢,開會從不帶稿子。舒揚進廠一年,只在全廠大會上遠遠見過他。據說他年輕時在車間幹了八年,後來轉設計,廠里的老人都服他,背後叫他「老甘頭」,當面都叫甘總。

  還有一說,是吳師傅講給她聽的:甘為民看圖紙有個習慣,先看技術要求那一欄。有一回,一個室報上去一摞圖,他翻了不到三分鐘,把圖一合,說,拿回去,第三條和第七條打架了。那個室的人回去一查,果真。從那以後,廠里流傳一句話:甘總的眼睛,是拿遊標卡尺校過的。

  人到齊,甘為民掃了一圈,開口:「開始。先聽兩家的。」

  兩家,是路線之爭的兩派。

  甲派主張穩妥,用成熟方案改進,風險小,進度快;乙派主張上新方案,性能好,可好些環節沒有工程驗證過。主講的兩個人,一個是甲室主任,一個是乙室副主任,都準備了厚厚的材料,一人四十分鐘,數據投在幕布上,一頁一頁地過。

  舒揚聽得很細。甲派講的時候,她聽那套方案的老道:每一個環節都有出處,每一個數據都有年頭,像一座住了幾十年的老房子,哪塊磚鬆了都摸得清。乙派講的時候,她聽那套方案的銳氣:新構型,新材料,像一張剛出窯的瓷,亮是亮,就是還沒人敢往地上放。

  兩派講完了,她心裡那桿秤,卻稱不出誰輕誰重。

  舒揚在後排記著,記到一半,覺出不對了。

  兩個人講的是同一件事,引的是同一份基礎數據,得出來的卻是兩個相反的結論。甲派把數據的邊界條件往左收,乙派往右放,收與放之間,差著一整個工程量級。


  質詢環節,火藥味上來了。

  「你這個邊界,收得是不是太巧了?」乙派副主任問。

  「巧?」甲室主任把雷射筆放下,「我這叫工程餘量。你們那個放法,才叫巧——放出去的量,出了事你兜?」

  「我不兜。」乙派副主任站起來,「設計兜。評審會就是幹這個的。要是都照你那個收法,我們還創什麼新,守著老本吃到退休好了!」

  「吃老本?」甲室主任的聲音突然高了,「我們是拿著別人的家底在辦事!你拿人家的命去試你的新方案,你負得起這個責嗎!」

  「那你就是拿別人的明天,保你的今天!」

  「你——」

  「都坐下。」甘為民開口了。

  沒人坐。

  兩派的人已經各自站起了三四個,你一言我一語,會議室里的那壺水,開了。有人把數據冊摔在桌上,有人隔著兩張桌子指著幕布喊這個數不對。舒揚握著筆,她進這個院子見過的技術討論都是和風細雨的,何曾見過這個陣仗——這哪裡是開會,這是兩軍對壘。

  她悄悄去看前排的杜鵑紅。杜鵑紅坐得穩穩的,像在看一場跟自己無關的戲。後來舒揚才懂,這種陣仗,師傅見得多了——她不是不慌,是明白慌沒用,桌子兩邊爭的是數,不是人。

  就在這時,甘為民站了起來。

  「吵完了?沒吵完接著吵。吵完了,聽我說兩句。」

  「甲派說,拿命試新方案,負不起責。這話對不對?對。乙派說,守著老本吃到退休,研製還有什麼意思。這話對不對?也對。」

  「都對,聽誰的?」甘為民把兩手撐在桌沿上,「聽數的。兩家都把邊界條件給我亮出來,收到哪,放到哪,一條條擺,擺到桌面上。擺不清的,回去補試驗,試驗的錢,我去要。」

  「我醜話說前頭。」他的目光從甲室主任掃到乙派副主任,「今天這個會,誰要是藏著半句沒說實話,往後查出來,我不管他是哪個室的,我追到他家門口去。」

  「吵歸吵。」甘為民坐下,「出了這個門,我們還是一條板凳上的。板凳底下是同一個型號,誰把板凳腿鋸了,自己先摔。」

  散會的時候,兩派的人前後腳出的門。走到樓道里,甲室主任忽然停下來,等乙派副主任跟上來——兩個人站在窗台邊,也不知道說了兩句什麼,都笑了。

  舒揚抱著記錄本從旁邊過,聽見甲室主任說:「晚上回去把你那個邊界條件發我一份。」

  「行。你也把試驗大綱發我。」

  「發就發。先說好,下周復會,我照樣跟你拍桌子。」


  「拍嘛。」乙派副主任笑,「你不拍,我還不自在。」

  回辦公室的路上,杜鵑紅問她:「頭一回見,嚇著沒?」

  「有一點。」

  「這才哪到哪。」杜鵑紅說,「往後型號上的會,比這個凶的有的是。你記住今天——會場上可以拍桌子,拍完了,還得坐回一條板凳。這就是干型號。」

  「那要是拍散了呢?」

  「散不了。」杜鵑紅看了她一眼,「桌子兩邊的人,心裡裝的是同一架飛機。爭的是它怎麼飛,不是它飛不飛。這一條在,天就塌不下來。」

  那天晚上的碰頭會,舒揚負責把評審結論整理成紀要。三條結論,她寫了刪,刪了寫,一個措辭掂量了七八遍——往左寫半分,甲派吃虧;往右寫半分,乙派不干。寫到最後她才明白杜鵑紅為什麼讓她只記結論:結論就三條,每一個字都得是兩派都點過頭的字。

  紀要送審回來,杜鵑紅在她的稿子上改了一個詞,別的沒動。改的那個詞,把「建議」換成了「擬」,她對著看了半天,品出味道來了:建議是甲乙方對評委說話,擬,是評審會自己拿主意。

  一個字的差別,是這座院子的另一層功夫。

  那天下午,辦公樓一層的傳達室門口擺了個紅色的捐款箱。

  五月十二日的那場大地震,震中離蓉都不算遠,廠里有家屬區的房子裂了縫。捐款箱前頭排著隊,老廠長捐完,站在旁邊看年輕人捐,看一個,點一下頭。舒揚把錢包里整的捐了。

  箱子上貼著一張紙,毛筆寫的四個字,筆鋒收得蒼勁有力:

  益州人不垮。

  排隊的人誰也不說話。前頭一個穿工裝的女工,捐完錢,從兜里又摸出一張折得很小的十塊,展平了,塞進去,說是替屋裡娃兒捐的。後頭有人接話:我們屋頭那個,把存錢罐都抱來了。

  今天會上拍了桌子,門外排著捐款的隊。一邊是為了天上的事爭得面紅耳赤的人,一邊是為了地下的人掏空錢包的人。想起來,是同一撥人。

  寫完她想,這大概就是甘總說的那條板凳——板凳上坐著的人,爭起來誰也不讓,可真到了要緊處,一個比一個靠得住。

  (還有更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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