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實際困難

  第150章 實際困難

  武藏海想了想，緩緩開口：「用素人沒問題，但需要時間和方法。不能像調教專業演員那樣要求他們演」，而要讓他們成為」角色。有時候甚至不需要劇本，讓他們在情境裡自然反應。」

  「說得容易。」黑田搖頭，語氣不是諷刺，是過來人的無奈，「武藏監督，您拍《攝像機》的時候，雖然條件差，但至少團隊是專業的，演員也經過篩選。我們呢？」

  他環視咖啡館裡的人們：「我們這些人，拍一部片子可能就要賭上全部積蓄，甚至借錢。租場地按天算錢，請人按小時付薪，多拍一天就多一天的成本。大廠拍戲可以一個鏡頭磨一天，我們呢？一天要拍五頁劇本，不然租不起場地、付不起人工。」

  這話像打開了閘門，咖啡館裡頓時湧起一片共鳴。

  一個年輕女導演，後來知道她叫真理子，二十八歲，拍女性題材，舉起手：「場地費真的太貴了！我想在寺廟拍一場女主參拜的戲，對方開口就是二十萬一天，還要我們自費買公眾責任險，保額要一億円以上。我說我們是獨立製作，預算有限，對方說：那就別拍了。」」

  她聲音里有壓抑的憤怒：「那可是公共寺廟啊，用納稅人的錢建的，憑什麼收我們那麼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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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一個瘦削的男人，姓佐藤，拍社會派紀錄片，接話：「警察署的外景許可更麻煩。我去年拍一個關於流浪者的片子，想在公園拍夜戲，提前一個月去申請。表格填了五份，交了保證金，買了保險，結果拍攝前一天突然說不批了，說影響市容」。保證金不退，保險費白交。」

  他苦笑：「後來我才知道，是附近居民投訴，說我們拍那些髒兮兮的人，會影響房價」。」

  「最可氣的是器材租賃公司。」說話的是個戴棒球帽的年輕人，叫健太，拍音樂錄影帶和GG維生，「看我們是獨立製作，要麼加價百分之二十，說是風險附加費」。要麼把最舊、最破的設備給我們，鏡頭有霉斑，攝影機漏光，錄音設備有雜音。你投訴，他們說：「就這些，愛租不租。」」

  抱怨聲中，武藏海漸漸拼湊出獨立電影人的真實處境：

  資金永遠緊張。不像大廠有穩定預算，他們每一分錢都要自己籌，來自政府的微量補助金，申請過程繁瑣，周期漫長，來自親朋好友的小額借款，欠的是人情債，來自個人積蓄，往往是全部存款，甚至來自高利貸，有人因此破產。

  資源處處受限。租不到好設備，租賃公司看人下菜碟，請不起專業演員，連新人都嫌他們窮，連像樣的拍攝場地都負擔不起，公共場所收費高昂，私人場所要麼不讓進，要麼天價。

  發行渠道狹窄到室息。拍出來了，要找發行公司，大發行公司看不上小製作，小發行公司能力有限。就算找到發行，排片也被擠到最差的時段、最偏遠的影院。上映了，宣傳預算幾乎為零，全靠口耳相傳。被看到了，票房分成層層盤剝，最後到自己手裡所剩無幾。

  社會地位尷尬。在普通人眼裡，他們是「不務正業的藝術家」；在銀行眼裡，他們是「高風險的放貸對象」；在家人眼裡，他們是「讓人操心的孩子」；甚至在他們自己心裡，有時也會懷疑：「我到底在幹什麼？」

  但即便如此，武藏海看著咖啡館裡這二十幾張臉，他們還是在這裡。每周五早上，花380円買一杯廉價咖啡，聚在這個地下室里，分享信息，互相打氣，吐槽不公，然後擦擦臉，繼續回去拍那些可能永遠無法盈利、可能永遠無人問津的電影。

  「為什麼還要拍？」

  聚會間隙，武藏海問坐在旁邊的小林。這個問題他其實早就知道答案，但就是想聽這些人親口說出來。

  小林推了推眼鏡，沉默了一會兒。他先點了支煙，很便宜的「七星」，煙味嗆人，深深吸了一口，才緩緩開口：「因為，不拍的話，那些故事就沒人講了。」

  他舉例，聲音很平靜，但每個字都有重量：「我拍《築地最後的早晨》，是因為我父親在那裡幹了四十年，從學徒做到店長。市場要搬了，那些他認識了一輩子的魚販、那些凌晨三點就開始喝的老店、那些在冰水和魚腥味里泡出皺紋的手，如果我不記錄下來，以後的人就只知道築地市場很有名」，但不知道它具體是什麼樣子，不知道那裡的人怎麼生活，怎麼老去。」

  他頓了頓：「我父親去年去世了。臨終前他看了我的粗剪版，只說了一句話：哦，原來我工作的地方，長這樣啊。」他天天在那裡，卻從沒真正看」過那裡。而我，用攝影機幫他看見了。」

  旁邊的石井，那個拍實驗電影的，接話。他說話很慢，像在斟酌每個詞：「我拍實驗電影，是因為有些東西，用常規手法表達不出來。比如記憶的模糊性，比如時間的非線性，比如一個人內心那些無法言說的褶皺。」

  他比劃著名：「常規電影是講故事」，但我想做的是創造體驗」。用光、影、聲音的錯位，用畫格的扭曲，用非敘事的結構，我想探索電影的邊界在哪裡，也探索觀眾感知的邊界在哪裡。有人罵我故弄玄虛」，有人說看不懂」，但偶爾，偶爾會有一個人說：「我好像感覺到了什麼。」那就夠了。」

  中川，那個拍8毫米短片的年輕人，說話很直接：「我拍8毫米是因為便宜。35毫米膠片一卷要幾千円，我買不起。8毫米一卷只要幾百円，雖然畫質粗糙，顆粒感重，但有質感，像手寫信和印刷字的區別。印刷字整齊，但冰冷；手寫信歪歪扭扭，但有溫度。」

  他拿出一個小本子，裡面貼著幾張8毫米的靜幀截圖：「你看，這種粗糲感，這種偶爾的曝光過度，這種色彩的偏差，大廠會當成廢片，但我覺得，這才是真實」。生活本來就不是高清的，生活就是有點模糊，有點噪點，有點失真。」

  最後是佐佐木，那個前東寶編劇。他年紀最大，經歷也最複雜，說話時總帶著一種看透世事的疲憊：「我在東寶寫了十年劇本，每年經手的項目十幾個。時代劇、愛情片、家庭倫理劇，什麼類型都寫過。但寫來寫去，都是套路：英雄總要勝利，戀人總要團圓，壞人總要受懲罰。不是不好，只是，太「正確」了。」

  他苦笑：「現在我單幹了，賺得少，一個劇本的稿費只有東寶時的三分之一。但至少，筆下的人物說的都是我想說的話。我可以寫一個失敗的英雄，一個錯過的戀人，一個沒有受到懲罰的壞人。可以寫生活的暖昧、人性的複雜、結局的開放。」

  他看向武藏海：「武藏監督，您明白嗎？在大廠，你是職業編劇」，你的工作是寫出能賣錢的劇本」。獨立了，你是表達者」，你的工作是說出你想說的話」。

  雖然聽眾可能很少，雖然可能賺不到錢，但至少，你在說真話。」

  咖啡館裡安靜下來。

  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理由里，但武藏海聽出了那個共同的核心：

  有些故事，只有他們能看見。

  有些角度，只有他們敢嘗試。

  有些真話，只有他們願說出來。

  而這一切，與票房無關，與獎項無關，甚至與「成功」無關。

  只與一個最簡單、也最艱難的信念有關：

  這個世界需要不同的聲音。

  而他們，願意成為那些聲音。

  哪怕聲音微弱。

  哪怕無人傾聽。

  哪怕代價是貧窮、是誤解、是一生的顛沛流離。

  他們還是選擇拍。

  因為攝像機一旦停下，那些聲音就會永遠消失。

  而有些聲音，不能消失。

  聚會結束前，黑田，那個前建築工人，最後站起來。

  他沒說自己的電影，只說了一句話：「各位，下周，還要來啊。」

  「還要拍啊。」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