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獨立電影人

  第149章 獨立電影人

  一大早武藏海醒來時，聽見廚房裡傳來輕微的響動。

  是煎蛋的聲音，還有味噌湯在鍋里咕嘟的輕響。推開臥室的紙門，山口淑子正在廚房忙碌，晨光透過窗欞，在她身上鍍了層柔和的光暈。

  「早上好，武藏先生。」她沒回頭，繼續攪拌著味噌湯。

  「早，淑子小姐。不是說不用每天都來嗎？」

  山口淑子轉過頭，臉上帶著溫和的笑：「今天是周五，我順路。百惠和小愛學校有晨練，我送她們過去後剛好來您這裡。」

  早餐已經擺上矮桌：白米飯、味噌湯、煎蛋卷、烤鮭魚，還有一小碟納豆。武藏海坐下，山口淑子跪坐在對面，先盛了碗湯遞過來。

  「百惠最近怎麼樣？」武藏海問。這是他們早晨固定的閒聊。

  「還是老樣子，」山口淑子說，「數學有點吃力，但國語很好。她說想參加學校的朗誦比賽，但害羞，不敢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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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才六年級，害羞正常。」

  「您六年級的時候也害羞嗎？」

  「我？」武藏海想了想，「我那時候，大概滿腦子都是怎麼逃課去電影院吧。」

  山口淑子笑了，眼角細細的皺紋舒展開來：「那小愛呢？她總說學校里的事。」

  「還是那麼活潑？」

  「太活潑了。」山口淑子苦笑，「上周把同桌男生的文具盒藏起來，害人家哭了。老師叫我去學校，我道歉道得腰都彎酸了。」

  武藏海想像著那個場景，也笑了。小愛那孩子他見過幾次，七八歲的年紀，眼睛亮得像星星，膽子大得驚人，確實像是會藏別人文具盒的性子。

  「不過，」山口淑子輕聲說，「能這樣為孩子的調皮操心，其實挺好的。」

  她說這話時聲音很輕，武藏海聽出了弦外之音，一個單親母親帶著兩個女兒，能有這樣平凡的小煩惱，已經是一種奢侈的幸福了。

  兩人安靜地吃完早餐。七點十分，武藏海換上外出的衣服，山口淑子收拾好餐具，兩人一同出門。

  四月的清晨還有些涼意，街道上已經有不少上班族匆匆走過。在公寓樓下，兩人要分開了。

  「我去下一個僱主家。」山口淑子微微鞠躬，「武藏先生路上小心。」

  「你也是。」武藏海點頭，「對了，下周，不用每天來了。我這邊會越來越忙，你多陪陪百惠和小愛。」

  山口淑子愣了一下，隨即明白過來，武藏海是怕她太累，也是想幫她省些時間。

  「好。」她輕聲應道，「那，我每周二和周五來？」

  「好。」

  兩人在晨光中分別。山口淑子提著布包朝車站方向走去，武藏海則往相反的方向，去和大村秀五匯合。

  上午八點半，武藏海和大村在新宿一家叫「Kafka」的咖啡館碰面。

  咖啡館在地下室，招牌很小，樓梯狹窄昏暗。但一推開門，裡面卻出奇地寬，是個能容納五六十人的空間，此刻已經坐了二十幾個人。

  「這裡就是獨立電影人的據點，」大村低聲介紹，「每周五早上都有聚會，大家交換信息，吐槽投資人，偶爾也合作。」

  武藏海掃視一圈。在場的人年紀從二十出頭到五十多歲不等，穿著大多隨意，甚至有幾個人穿著拖鞋。桌上擺著便宜的咖啡和菸灰缸，空氣里瀰漫著菸草和咖啡混合的氣味。

  「武藏監督！」有人認出他，站起身揮手。

  是個三十歲左右的男人，戴黑框眼鏡，頭髮亂糟糟的。大村介紹：「這是小林，拍紀錄片的，去年那部《築地最後的早晨》就是他拍的。」

  武藏海記得那部片子，關於築地市場搬遷的紀錄片，鏡頭冷靜克制，卻有種打動人心的力量。

  「那部片子我看過。」武藏海和他握手，「拍得很好。」

  小林苦笑：「好有什麼用，只在兩家藝術影院上映了三周，票房不到五百萬，差點連成本都收不回來。」

  三人找了張空桌坐下。陸續又有人過來打招呼，都是獨立電影圈裡的人，有些武藏海聽過名字，有些完全陌生。

  「這位是石井，拍實驗電影的。」

  「這位是中川，專門拍8毫米短片。」

  「這位是佐佐木，以前是東寶的編劇，現在單幹了。

  每張臉背後都有一長串故事，大多關於失敗、堅持、以及難以維持的生計。

  九點整，聚會正式開始。沒有主持人，大家隨意發言，或者說，是傾訴。

  第一個站起來的是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姓田中，穿著洗得發白的卡其色外套，說話語速很快，像怕被打斷：「我下個月要拍一部關於單親媽媽的紀錄片，跟蹤三個家庭半年了。預算三百萬，還缺五十萬。有誰知道哪裡可以申請小額補助金嗎？」

  她的手在抖，不是緊張，是那種長期睡眠不足和焦慮導致的細微顫抖。

  「區政府的文化振興基金。」角落裡一個戴眼鏡的男人回答，「上限一百萬，但申請周期要三個月，還要提交中期報告和最終報告。」

  「東京都映像振興協會也有新人導演支援項目」。」另一個人補充，「但需要完整的企劃書、預算明細、拍攝計劃，還要面試。通過率，不到百分之二十。」

  「或者試試眾籌？」一個年輕女孩說，「最近有些人在做。但要在報紙上登GG，或者在街頭髮傳單，挺麻煩的。」

  田中一一記在皺巴巴的筆記本上，筆尖用力得快戳破紙頁。記完後，她嘆了口氣，那嘆息里有種深重的疲憊：「三個月，拍攝對象可能都搬走了。其中一個媽媽下個月就要帶孩子回老家，說東京活不下去了。」

  她沒坐下，就那樣站著，仿佛一坐下就會垮掉。

  接下來是個年輕導演，看起來不到二十五歲，穿著廉價的格子襯衫，緊張地搓著手：「我想拍一部關於校園欺凌的劇情片，劇本寫了兩年，改了十幾稿。但現在，找不到願意出演的未成年演員。」

  他聲音越來越小：「聯繫了十幾家兒童事務所，家長一聽是獨立製作，連劇本都不看就拒絕了。有個家長直接說：你們這種小製作，萬一拍一半沒錢了怎麼辦？耽誤孩子學習誰負責？」」

  「可以找表演學校的學生，」有人建議，「或者去大學戲劇社問問，有些學生願意嘗試。」

  「試過了，」年輕導演搖頭，「但那些孩子，要麼演技太生硬，要麼要求太多，要包食宿、要交通費、要保證每天工作不超過八小時。我們預算有限，光租器材就花掉大半了，」

  「那就用素人。」一個聲音從後面傳來，沉穩，帶著點沙啞。

  說話的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頭髮半白，眼神銳利得像刀。他穿著件舊皮夾克，袖口磨得發亮，手指關節粗大，是常年干體力活的手。武藏海後來知道他姓黑田，以前是建築工人，四十歲才開始拍電影，專拍底層工人的生活。

  黑田看向武藏海：「《攝像機不要停》不也用了很多新人嗎？效果挺好。」

  所有人都看向武藏海。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