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2章 《時代》雜誌採訪
時間倒回11月中旬,京城入冬,氣溫驟降。
鄭輝接到《時代》雜誌電話,是在鄭弦出生後的第五天。
電話由雜誌亞洲事務主編親自打來。對方的措辭很客氣,先是祝賀他在過去一年取得的成就,隨後才說明來意:
鄭輝已經進入2004年《時代》年度人物的最終候選名單。雜誌希望在最終評選結果確定之前,對他進行一次深度採訪,並拍攝一組專題照片。
這不代表他一定會成為年度人物。
甚至從現實層面看,他當選的可能性並不算高。
《時代》年度人物評選的從來不是「這一年表現最好的人」,也不是知名度最高成就最多的人,而是對這一年世界進程產生最大影響的人。
這個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可以令人敬仰,也可以引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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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04年,是一個被戰爭與政治撕裂的年份。
過去一年,鄭輝在幾個領域同時抵達了常人難以想像的高度。
格萊美上,他和王菲共同締造了那場雙人封神之夜,兩段獲獎感言至今仍被全球媒體反覆引用。
二月,柏林電影節上,《獨自在夜晚的海邊》拿下評審團大獎與最佳女演員。 沃恩隨後發表的長篇評論,又將鄭輝推入關於「當代作者」「自我拆解」與「悲劇性天才」的學術討論。
三月,華納宣布他執掌《蝙蝠俠》,讓好萊塢最頂級的超級英雄IP交到一個二十四歲的中國導演手中。
八月,雅典奧運會,五枚金牌、五個滿分、五項世界紀錄。
與奧運同步發行的英文專輯《Champion》,全球銷量突破兩千萬張,至今仍以每周數十萬張的速度增長。
電影、音樂、體育、文化。
他在四個維度同時占據全球話語場的中心。
更重要的是,他改變了人們對「天才」這個詞的理解。
過去,世界習慣於將天賦劃分為不同種類。運動員屬於身體,音樂家屬於聽覺,導演屬於影像,作家屬於語言。
不同文化之間,同樣存在一套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什麼樣的民族擅長什麼,什麼樣的面孔應該出現在哪個領域,來自文化輸入國的人,又應當以怎樣的姿態進入西方主導的評價體系。
鄭輝用一年時間,將這些邊界全部撞碎。
他證明天賦並不服從學科分類,也不屬於某一種文化、某一種語言或者某一種膚色。
它具有普世性。 只要一個人能夠做到,所有以文化與種族為依據的先驗判斷,就必須重新接受審視。
如果2004年是一個平靜的年份,這些成就或許真能把他推上年度人物的封面。
可惜,2004年並不平靜。
鄭輝腦海中浮現出的第一個名字,是喬治·沃克·布希。
小布希在2003年3月發動伊拉克戰爭,主要軍事行動到同年5月基本結束,薩達姆雕像被推倒的畫面傳遍全球。
2003年的《時代》年度人物不是布希,而是美國士兵。
也就是說,作為這場戰爭的發動者,小布希還沒有以個人身份獲得一次與伊拉克戰爭直接相關的年度人物。
到了2004年,戰爭已經從一場看似迅速結束的軍事行動,變成了不斷向下沉陷的政治泥潭。
美軍傷亡數字持續攀升。
四月,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醜聞曝光。那些照片傳遍世界,摧毀了美國關於解放、民主與正義的大量宣傳。全球反美情緒隨之攀升至越南戰爭以來罕見的高度。
美國國內,反戰與挺戰運動同時高漲。
一邊認為這場戰爭建立在謊言之上,要求撤軍、追責;另一邊則堅持美國不能在恐怖主義面前退縮,更不能半途而廢。 整個國家圍繞戰爭高度撕裂。
然後,就在這樣的撕裂中,布希於11月的大選里擊敗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里,成功連任。
連任本身,就是2004年全球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它意味著美國選民在已經看見戰爭代價、看見傷亡數字、看見虐囚醜聞,也看見國際社會強烈反對的情況下,仍然選擇讓布希繼續留在白宮,繼續指揮這場戰爭。
這個選擇影響的不是一屆格萊美,也不是一部電影或者一場奧運會。
它影響著數億人的命運。
從巴格達到華盛頓,從中東局勢到歐美關係,從全球石油價格到此後數年的國際政治格局,布希的連任都將產生持續而深遠的震盪。
與之相比,鄭輝和王菲在格萊美上的事件、他的電影風格、雅典奧運五枚金牌,以及《Champion》打破的銷量紀錄,都只能證明一件事:
他是一個現象級的天才。
但這些成就無法證明,他對2004年世界走向的影響,超過了一個發動戰爭並成功連任的超級大國總統。
想到這裡,鄭輝對所謂年度人物便有些興趣缺缺。
「採訪要去美國嗎?」他問。 「不需要。」對方立刻回答:「如果您時間不方便,我們可以派團隊前往京城。記者、攝影師和燈光助理都會過去,地點由您決定。」
「需要多久?」
「半天就夠。」
對方又主動解釋道:
「最終年度人物還沒有確定,我們不能向您保證結果。不過,無論您是否成為最後的年度人物,這次採訪都會刊登。
我們會以年度人物候選者專題的形式,為您安排一篇長篇報導。」
鄭輝本來不想接受。
鄭弦剛出生幾天,他每天凌晨都會被哭聲叫醒,然後帶他去給王菲哺乳,看著那張皺巴巴的小臉在吃飽以後一點點放鬆下來。
他現在的注意力,全在這個剛來到世界上的小東西身上。
至於年度人物,他心裡已經有了判斷。
如果不出意外,最後登上封面的應該是布希。
不過,半天時間並不算長。 即便沒有當選,這篇專題長文也會在《時代》上正式刊登。
對他而言,這不是一次單純的娛樂媒體採訪,而是在全球公共話語空間中,對他過去一年所造成文化影響的完整記錄。
「好吧。」鄭輝說道:「讓團隊來京城,最多半天。」
對方明顯鬆了一口氣。
採訪最終定在十一月中旬的一個周三,地點由鄭輝選在自己的公司。
家裡不行。
紫玉山莊現在到處都是嬰兒用品。奶瓶、尿布、消毒器、嬰兒床,只要採訪團隊進門看上一眼,就能判斷出這裡剛剛有了新生兒。
以《時代》記者的敏銳程度,這種事根本瞞不住。
那天上午十點,採訪團隊準時到達。
一位資深記者、一位攝影師,以及負責現場燈光和器材的助理。
鄭輝坐在二十一層客廳的沙發上,面前的茶几擺著一套茶具,壺裡泡著鐵觀音。
攝影師先拍了一組環境肖像。 沒有年度人物封面已經確定的說法,也沒有刻意營造加冕感。這些照片既可能成為年度人物專題的一部分,也可能僅僅出現在候選者長文里。
鄭輝對此毫不在意,配合著換了幾個角度,表情鬆弛自然。
寒暄過後,正式採訪開始。
記者的第一個問題便直奔核心。
「尼古拉斯·沃恩在《視與聽》上那篇關於你的長文,你讀過嗎?」
「讀過。」
「你怎麼看他的分析?他認為你的四部電影存在一條『自我拆解』的遞進邏輯:《爆裂鼓手》交出技能,《疾速追殺》交出身體,《海邊的曼徹斯特》交出傷口,《獨自在夜晚的海邊》交出正在進行中的真實關係。」
鄭輝說道:「他寫得很好。那篇文章的分析水平,我很佩服。作為影評來說,邏輯自洽,論據充分。但可惜的是,從我個人的真實體驗來說,那不是我的本意。」
「不是你的本意?」
「嗯。比如《爆裂鼓手》,拍的時候我二十歲,第一部電影。那時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拍一個足夠猛的東西,讓所有人記住我。」
「《海邊的曼徹斯特》也一樣。我拍那部電影的時候,單純是因為我那幾個朋友都在美國,正好湊在一起,大家都沒什麼事。
再加上我觀察到華裔在美國總有一種隔著一層的狀態,於是想到了這個自我放逐的故事,找大家拍了出來。」 記者在筆記本上快速記錄,然後抬頭問了第二個問題。
「那《獨自在夜晚的海邊》呢?把真實的情感關係搬上銀幕,讓當事人出演,這個總不能說是巧合吧?」
「這部電影…」
鄭輝斟酌著措辭。
「只是因為想拍,就拍了。當時有一個想法在腦子裡,加上拍起來也不複雜。於是威尼斯電影節結束之後,我帶她去了漢堡,半個月左右就拍完了。整個過程很快,沒有那種深思熟慮的儀式感。」
「不管怎麼說,我想明確一件事。我真的沒有那種自毀傾向。沃恩文章發表後,很多人在討論什麼悲劇性天才、用生命做燃料,把我往梵谷、蘭波那條路上靠。這個真的沒有。」
他往前坐了一點,直視記者的眼睛。
「我現在很快樂。你看我現在的狀態,我對未來很有期盼。」
說這句話的時候,鄭輝的表情是真實的舒展,眼角帶著笑意,肩膀是松的,整個人散發出充盈而安定的氣息。
記者見狀沒再追問什麼精神葬禮,對方已經明確表達了不想回答。作為一個有經驗的記者,他知道什麼時候該轉向。
「聊聊《Champion》這張專輯吧。體育和音樂的互文,這個概念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鄭輝回答道: 「這張專輯是今年拍電影期間抽空做的,起先是因為王菲的嗓音。」
「她的嗓音太美了。那種空靈感,不像人間的東西。我在倫敦拍《蝙蝠俠》的時候,夜裡收工回酒店,腦子裡還在轉白天的鏡頭,但同時有旋律冒出來。那些旋律是屬於她聲音的。」
「所以最先誕生的是她演唱的那幾首?」
「對。《Victory》、《Star Sky》、《Airspace》,最開始都是為她的聲音寫的。
寫完之後我聽了一遍,覺得這種激昂的東西適合體育場,適合大場面,也適合射擊比賽時那種腎上腺素飆升的狀態。」
「然後我就順著這個感覺往下走,又寫了七首。十首歌串成一條完整的線,從出發,到對抗,到奪冠,再到歸途。」
記者翻了一頁筆記本。
「全球兩千萬張銷量,你事先預期到了嗎?」
「我知道會賣得好。」
鄭輝沒有假謙虛。
「我前面幾張專輯的銷量都沒差過,市場對我有期待,環球的發行能力也擺在那裡。但能到兩千萬張,還是出乎我的意料。」
「奧運的加成太大了。它把一張專輯變成了一個全球文化事件的配樂,這種綁定效應,不是單純依靠音樂質量就能做到的。」 採訪持續了將近三個小時。
後面的問題涉及《蝙蝠俠》的後期進展、未來的創作計劃、對中國文化輸出的看法,以及對「跨界」這個標籤的態度。
鄭輝回答得很有分寸。該展開的展開,不想深入的,就禮貌地劃定邊界。
下午一點半,採訪結束。
攝影師又拍了一組正式的封面備選照片,鄭輝換了三套衣服,配合完成。
採訪團隊離開後,鄭輝開車回了紫玉山莊。
進門時,月嫂正在給鄭弦洗澡。小小的身體在溫水裡蜷著,不哭不鬧,只是睜著那雙還看不太清東西的眼睛,茫然地望著天花板。
鄭輝洗了手,從月嫂手裡接過擦乾裹好的兒子,把他抱在懷裡,坐到沙發上。
鄭弦打了個小小的哈欠,拳頭攥著塞進嘴裡,含了兩下,又吐出來。
窗外的京城已經進入深冬,暖氣把屋子烘得溫暖乾燥。
鄭輝低頭看著懷裡這個出生不到一周的小人。
什麼年度人物,什麼全球影響力,什麼文化現象,在這個六斤八兩的小東西面前,都顯得無足輕重。 王菲從樓上下來,看見鄭輝抱著孩子坐在沙發上發呆,走過來,在他旁邊坐下。
「採訪完了?」
「嗯。」
「說了什麼?」
「讓我聊沃恩那篇文章,聊奧運,聊專輯。」
「你怎麼說的?」
「說我沒有自毀傾向,我很快樂。」
王菲看了一眼抱著鄭弦的他:「看起來確實挺快樂的。」
「那是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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