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5章 讓他們吵他們的

  第255章 讓他們吵他們的

  皇宮，武英殿側殿。

  朱元璋將那份《文心報》加刊隨手丟在御案上，發出「啪」的一聲輕響。

  

  他背著手，走到殿門口，望著遠處層層疊疊的宮殿飛檐，沉默良久。

  侍立在一旁的朱標，小心地觀察著父皇的臉色。

  那篇《正告書》，他早已讀過，其中言辭之激烈，指控之嚴重，也令他心驚。

  他明白，這已不是尋常的政見之爭，這是在逼宮了。

  「方孝孺————」

  朱元璋終於開口，聲音聽不出喜怒：「骨頭倒是硬，文章也寫得漂亮。真是忠心可嘉啊！」

  朱標不知道父皇這是在夸，還是在諷，亦或是兩種意思都有。

  雖說他師從宋濂，說起來和方孝孺還是同門，但他個人是贊同並支持陳明的，畢竟身份不同，看的地方也不同，光是陳明能給朝廷帶來收益這一點，就能抵過其他小問題。

  他開口道：「父皇，方編修學問自是沒得說，其人純正，赤忱為國。只是其文中對陳明的指摘，有些地方，是否過於苛峻了？銀行諸事，父皇亦是知曉並准許的。」

  朱元璋轉過身，一雙虎目看向朱標：「標兒，你覺得，方孝孺說的，全無道理嗎？」

  朱標一滯，謹慎道：「其言固出於衛道之心，然陳明所為，亦非全為私利，於國於民，實有裨益。且其新學，雖與程朱之言有異，亦在倡導實學、致用，未必便是異端邪說。」

  「裨益？異端？」

  朱元璋哼了一聲，走回御案後坐下：「咱看，他們是一個抓著理」字不放，一個盯著利」字猛干。一個說離了理」，利」便是禍根；一個說沒有利」，理」就是空談。」

  還得是洪武爺，到底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一句話道破此中衝突的原因。

  他手指敲了敲那份《文心報》：「方孝孺怕的，是陳明那套東西，教壞了咱的兒孫，讓大明的皇帝皇子，都成了只認銀錢、只會擺弄機巧的俗人，忘了聖賢之道，丟了君臣綱常。他這怕，有他的理。咱朱家的江山，不能只靠銀子和奇技淫巧坐著。」

  朱標低頭：「父皇明鑑。」

  「可陳明做的那些事呢？」

  朱元璋話鋒一轉：「銀行穩住市面，聚了散錢，是壞事嗎？牛痘防了天花，是壞事嗎？他那新報，雖然雜七雜八，但也讓咱知道不少外面的事情。還有那蒸汽織機，出布又多又便宜————這些東西，實實在在。方孝孺文章寫得天花亂墜，能幫咱多收一粒糧，多造一匹布，多防一個人染天花嗎？」

  朱標似乎有些明白了父皇的意思。

  「讓他們吵他們的。」

  朱元璋拿起另一份奏章，看了一眼發現是彈劾陳明的，直接丟到一旁小山一般的奏章堆里，那裡面全是彈劾陳明和新學的。

  朱元璋也懶得繼續看下去了，他估摸著剩下的也竟是些一樣的玩意，把硃筆放回筆架，看向朱標道：「方孝孺忠心，咱知道。陳明能幹，咱也用著。英才館該怎麼開，教些什麼，你才是館長，你看著辦。咱只有一條，」

  他正色道：「不管學什麼理」，念什麼經」，咱老朱家的兒孫，首先得知道，這天下是怎麼打下來的，該怎麼守住！得知道誰是君，誰是臣！得知道銀子器械再好，也得握在忠臣良將手裡！」

  朱標明白了，父皇在「理」與「利」之間，更看重實際效果與控制力。

  方孝孺的警告，父皇聽進去了，肯定會加以制衡；但陳明的「利」，父皇也不會放棄。

  而最終裁決的標準，是是否有利於朱家江山的穩固。

  這場「道統」之爭，無論兩邊出什麼招式，形式如何變化，最終仍牢牢握在這位屍山血海里爬出來的開國皇帝的手中。

  在塵埃落定之前，任何一方，都不過是棋盤上需要權衡的棋子罷了。

  「兒臣謹記！」朱標肅然躬身。

  夜色漸深，應天城中萬家燈火。

  關於《正告書》的爭論仍在繼續。

  深宅大院裡，各方勢力也在暗中權衡、串聯。

  淮西文臣集團，以李善長為首，他們本就不是正統出世，對陳明態度暖昧，既受益於陳明的實業分紅，但又對「新學」衝擊傳統心存疑慮。

  遠征的武將集團更不必說，他們不知道此事是一回事，就算知道也定是漠不關心，只在意北伐戰事和糧餉器械，誰能出銀子打仗，誰說的就對。

  真正被捲入漩渦中心的文官、士子、清流們，則已旗幟分明，各自站隊。

  孟崇禮回到自家宅院，摒退下人，獨自在書房中，就著燈火，又將那《正告書》讀了一遍，又將日間和周文淵淺談後，給他的記錄著銀行、牛痘等事的簡報文冊看了一遍。

  兩相對照，他眉頭鎖成一個「川」字。

  方孝孺的憂懼，他懂。

  陳明的實效，他也見到了。

  忠君？

  兩人似乎都忠，只是忠的「道」似乎不同。

  衛道？

  衛的究竟是「道理」本身，還是在比較高低？

  利國？

  何為利國？

  是百姓溫飽、市面安穩，還是思想純粹、綱常井然？

  他提起筆，想寫點什麼，懸腕良久，終究只落下一點濃墨，在宣紙上緩緩泅開，如同他此刻紛亂無緒的心境。

  陳明的應對很快也就出來了。

  就在《文心報》加刊引發的士林聲浪達到頂峰，街頭巷尾的讀書人、士子們仍在慷慨激昂地議論「道統」、「國本」之際，《新報》的特別加刊一——

  《實績錄：銀行、牛痘、蜂窩煤、新布業究竟帶來了什麼？》

  迅速地漫過了應天的大街小巷。

  這期加刊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太多引經據典的辯論，通篇只有簡潔的文字、清晰的數字和來自市井的樸實言論。

  頭版用大號字體列出幾組數據：「大明通匯銀行開業二十日，直隸十八鋪號共吸納儲銀：八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四兩。其中，存銀不足十兩之小額儲戶，計一萬三千七百餘戶。活期儲蓄占四成，多為商販、匠戶日常周轉之用。」

  「自牛痘接種法推行，直隸、應天、蘇州、揚州等七府上報，今年以來天花發病人數較去歲同期減少九成七。太醫院有案可查，因接種牛痘而免於天花之軍民，已逾三十萬不止。」

  「青龍山蜂窩煤鋪直隸各府分號，自去歲冬開鋪以來共售出蜂窩煤一百二十萬擔，連帶特製煤爐三萬五千具。據五城兵馬司及坊正統計，前歲冬季因炭火不足、取暖不當而凍斃者二百五十七人，去歲截至目前，報此類事件不足五起。」

  「大明皇家機織布坊所產機織布」，售價僅為市面同等棉布六成。直隸境內，今歲普通百姓添置新衣比例，較去歲增三成。原傳統布業織工、學徒，吸納進入新布坊者，計一千八百餘人，工錢較前提升五成至一倍不等。另其餘五千四百餘人轉為棉紗供應、印染、成衣等相關行業。」

  數字冰冷，卻擲地有聲。

  第二版、第三版，則是一篇篇簡短的「訪記」。

  都是普通百姓的原話：「東城劉記雜貨鋪雜役老劉（化名）：「以前有點余錢藏床底下，老鼠叼走了都沒處說理。現在存銀行，活期，隨用隨取，年底還能多幾個銅板，心裡踏實！俺小老百姓不懂大道理，就知道錢放對了地方，能生錢，是好事！」」

  「西水關碼頭力夫趙大（化名）：蜂窩煤好啊！比柴火耐燒，比木炭便宜，屋裡暖和。又便宜，又能讓人暖和過冬的，俺看比啥都強！「」

  「南城慈幼局管事嬤嬤：去歲局裡收的孤兒，有七個得了出天花沒挺過來————今年開春朝廷派人來給種了痘，一個都沒事！活生生的人命啊！老婆子就知道能讓孩子活命的法子，就是菩薩給的「道」！」」

  「原瑞福祥」織工，現大明布業公司」三等機工孫二柱：以前在瑞福祥，從天亮干到天黑，工錢剛夠餬口，還動不動被剋扣。現在在新布坊，活兒也不累，看著機器就行，只要守規矩就行，工錢按時發，逢年過節還有東家賞錢。家裡娃能吃飽飯，還能上個蒙學。」

  」

  「7

  這些來自販夫走卒、升斗小民、底層工匠的真實聲音，沒有士子文章的修飾與高深，卻代表著最真實的生存情況。

  它們被《新報》的派報夥計、安排好的說書先生讀給、講給每一個願意聽的百姓。

  起初，士林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是陳明黔驢技窮，只能搬出「愚夫愚婦」之言來攪渾水，格調低下，不足為論。

  甚至有國子監生憤然撰文，斥責《新報》「以俚語俗言混淆視聽，辱沒斯文」。

  然而，百姓的耳朵是聽得懂人話的，心是能感受冷暖的。

  當關於銀行便利、牛痘救命、蜂窩煤取暖、新布便宜、工人日子變好的實實在在的話語，通過各種渠道反覆傳入耳中，與《文心報》上那些高蹈雲端的「心性」、「義理」、「天道」、「國本」相比，孰近敦遠，孰虛敦實，在無數市井小民、商戶夥計、尋常家庭的心中，漸漸有了比較，乃至影響到了文壇。

  茶樓酒肆里，開始出現不一樣的議論：「方編修文章是好，可這銀行存錢確實方便啊，我前天剛從揚州匯了筆款子回來，分文沒要，快得很！」

  「牛痘這事兒假不了，我舅家表弟就在醫館，親口說的，種了痘的都沒事！」

  「蜂窩煤是真省事，我家那口子都說今年買炭錢省了一半。」

  「機織布是便宜，我娘剛扯了幾尺，說比往年買的厚實。至於織工————我鄰居就在新布坊，聽說月錢比原來在別家多好些呢！」

  「那些老爺們吵他們的，咱們小老百姓，就圖個實在。誰能讓大家日子好過點，誰就說的對。」

  民間的輿論風向，開始發生微妙而不可忽視的轉變。

  方孝孺的「正道」依然被士子們奉為圭臬，但在更廣闊的市井民間，陳明的「實績」開始贏得越來越多的默默支持。

  這股力量不顯山不露水，卻如同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悄然消解著《正告書》帶來的高壓態勢。

  比如有學子的家中長輩受益於陳明帶來的改變，日日說著陳明的好話，耳濡目染之下學子的態度也漸漸改變。

  而這還不是讓方孝孺陣營最措手不及的。

  《新報》在後續文章中，開始有選擇地引用「古訓」。

  秦中文親自執筆，寫了一篇《也說「倉廩實而知禮節」》。

  文中引用管仲之言，論述富民乃教化基礎；又引荀子「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說明「富」與「教」不可偏廢；甚至提到《周禮》中「以九職任萬民」，其中「百工」、「商賈」亦是國家重要職分，並非賤業。

  文章雖未直接批駁方孝孺，卻構建了一套同樣源於經典、卻更重民生經濟的「聖學」闡釋，將「新學」的「事功」主張，也定在了傳統經學的之內，而非是他說的「異端」。

  士林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

  除了那些立場鮮明、非此即彼的激進者，還有相當一部分士人，或是地方中下層官員，或是家道中落、更知民生艱難的沒落書香子弟。

  他們讀聖賢書，也重「道統」，但對一味空談心性、貶斥事功的極端言論，未必全然認同。

  《新報》上那些來自底層的聲音和實實在在的數據，以及秦中文等人援引荀子、管子等先賢關於「富民」、「通商」的論述，在他們心中激起了同感。

  這一手，又進一步分化了部分並非極端保守的士人。

  有些不少人開始覺得，陳明那邊似乎也並非全然「非聖無法」，只是對聖學的理解和側重有所不同。

  「或許——信安伯所為，是有些操切，方法也可商榷，但其意未必全惡，其效也非全無。」

  「聖人之學，本就不該是空中樓閣。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若民不聊生，空談仁義何用？」

  「方編修忠直可敬，然其文將事功與心性截然對立，似也失之偏頗。朱子亦言即物窮理」，格物豈能全然排斥器用？」

  「英才館教導皇子貴胄，固然應以聖學正道為根基，然讓其知曉些民生疾苦、經濟庶務，未必就是壞事。前宋亡國，士大夫空談誤國，未必不是教訓————」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