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真相
沈默言翻了一下自己的教案,向學生提問。
「這個學期我們學了三篇現代文學家的課文,《祝福》《孔乙己》《雷雨》,大家覺得有什麼共同點?」
教室里沉默了片刻。
後排一個男生舉手:「所有主角都沒有好下場。」
沈默言點頭。
「沒錯,魯迅寫祥林嫂凍死在魯鎮年終祝福的街頭,孔乙己打折了腿、在旁人的說笑聲中用手撐著地慢慢走去,從此再沒出現,曹禺寫周公館在一夜雷雨里毀掉三條人命、逼瘋兩個活人,還有祥子,從一個體面要強的青年,變成一具在胡同口等死的行屍走肉。」
她停了一下。
「為什麼一定要寫成這樣?為什麼不能給祥林嫂一條活路?為什麼不能讓孔乙己把茴香豆分給孩子們,安安穩穩地老去?為什麼不能給四鳳和周沖留一扇逃出去的窗戶?為什麼不能給祥子一輛真正屬於他的車?」
「這種殘忍,不是作家們心狠。」
沈默言轉過身,在黑板上寫下了幾個作家的名字。
「是他們活在一個不容許平和溫婉的時代。」
她放下粉筆,轉過身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國,民國的立意很好,民主、共和、平等、民權,這些詞寫在臨時約法裡,寫在報紙的社論里,寫在每一個剪了辮子的年輕人的心裡。
但立意落不到地上,就是空中樓閣。
舊秩序沒有因為一塊牌匾的更換就自動退場,農民的日子更難過了,地租一文錢沒少,苛捐雜稅倒是多了好幾樣。
工人的日子更難過了,工時還是十二個鐘頭,工錢還是不夠吃飯。
讀書人的日子更難過了,科舉廢了,新的活路在哪兒?
那些被關在深宅大院裡的女人,日子也照樣熬,蘩漪的苦藥換了民國也沒人端走,四鳳的命在民國和在大清朝沒有兩樣。」
「這些我們都在歷史課本上學過,但我們依舊很難想像,一個普通人在那個年代過日子是什麼感覺。」
「舊秩序還在,但它的合法性已經開始動搖,周朴園這樣的家長,在祠堂里依然說一不二,但他走出祠堂就會發現,外面的世界已經不聽他的了。
他的煤礦里有工人在罷工,他的兒子滿腦子是平等自由的新想法,他的妻子開始質問憑什麼要喝那碗藥。
秩序的外殼還在,但裡面的東西已經開始腐爛,越是腐爛,維持秩序的人就越用力,因為不用力,殼就碎了。」
「這種腐爛是有味道的。」沈默言停了一下,「大家都聞得到。」
「曹禺在《雷雨》的舞台說明里反覆寫『悶』、『鬱熱』、『喘不過氣』,那不是修辭,是寫實。
那個時代的空氣就是悶的,舊禮教像一層發霉的棉被,捂在所有人的口鼻上。
你想掀開它,但你掀不動,因為你的力氣早就被它吸乾了。」
「魯迅先生有一個比喻,他說中國是一間鐵屋子,裡面的人都在昏睡,快要悶死了,你把他們叫醒,他們不一定感激你,因為醒過來發現出不去,比睡著等死更痛苦。」
「這就是那個時代作家們面臨的困境,他們不是不想寫美好的東西,而是他們睜開眼睛看到的第一樣東西,就是一間密不透風的鐵屋子,你讓他們怎麼寫風花雪月?怎麼寫才子佳人?」
沈默言想起了什麼,重新補充。
「不過那個時代,風花雪月也有很多人寫,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家們在寫才子佳人,他們辦的《禮拜六》雜誌打著『一編在手,萬慮都忘』的旗號,還有不少人在寫『讀書救國』『好人好報』的勸世文。」
「這些作家中的相當一部分,不是不知道社會有病,但他們選擇給病人塗脂抹粉,然後告訴病人:你氣色不錯。」
「但魯迅說不,曹禺說不,老舍說不,巴金說不,還有很多的作家都說不。」
「他們選擇了一種在當時看來非常『殘忍』的寫作方式,把血淋淋的真相端到讀者面前。
他們不負責安慰你,他們只負責讓你睜開眼睛。」
沈默言走到黑板前,在那一串名字下面又寫了一個詞:啟蒙。
「這個詞你們也熟,『啟蒙』不是請客吃飯,不是溫和地講道理。
真正的啟蒙,是魯迅說的『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
讓你不舒服,讓你睡不著覺,讓你發現你原來活在一個悶得喘不過氣的鐵屋子裡。」
她停了一下,翻開教案的下一頁。
「《雷雨》是『沒有太陽的日子裡的產物』。」
「這是曹禺原原本本的話,1933年,他二十三歲,在清華大學的圖書館裡寫完了這齣戲。
後來有人問他,你寫《雷雨》是為了批判什麼?是為了諷刺什麼?是為了攻擊什麼?」
沈默言搖了搖頭。
「他說都不是,他說他寫這部戲,不是為了『匡正、諷刺或攻擊什麼』,他只是被一種『情感的洶湧的流』推動著,在『發泄著被壓抑的憤懣,毀謗著中國的家庭和社會』。」
她抬起頭,看向學生。
「注意這兩個詞,『發泄』,『毀謗』,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用了這麼重的詞來形容自己的創作,他不是在書齋里冷靜地構思情節,他是把積壓了二十多年的憤怒、壓抑、苦悶,一口氣全倒進了這齣戲裡。」
「他說,宇宙正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裡面,怎樣呼號也難逃這黑暗的坑。」
教室里很安靜,大家都認真地聽著。
「你們品一下這個意象,一口井。
不是一條河,你可以游上岸,不是一座山,你可以爬出去。
是一口井,落進去,四面都是壁,頭頂只有一小片光,你怎麼呼號都沒有用,聲音撞在井壁上彈回來,只有你自己聽見。」
「這就是曹禺眼中那個時代的中國,他不是站在井口往下看的人,他就在井底。
他寫的每一個人物,四鳳、周沖、周萍、侍萍、蘩漪,都是井底的人,他們的掙扎、呼號、試圖抓住任何一點東西往上爬,他全經歷過,全感受過。」
「你們看,他不是在冷靜地分析社會問題,分析是後來的事,是批評家的事,是我們這些教語文的人的事。
曹禺寫《雷雨》的時候,他只是在做一個被壓抑的年輕人唯一能做的事,喊出來。」
「但正是因為他不是在『分析』,他是在『發泄』,這齣戲才這麼有力量。
那些情節不是設計出來的,是從他骨頭裡長出來的。
蘩漪身上有他認識的女性的影子,周萍身上有他認識的那些被父權壓垮的青年的影子,周沖身上或許還有他自己的影子,那個相信平等、自由、愛,卻被現實打得頭破血流的年輕人。」
她停下來,目光掃過全班。
「所以,為什麼這些作家不肯寫一點平和溫婉的東西?不是他們選擇了這種方式,是那個時代只給了他們這一種方式,當一個年輕人覺得宇宙是一口殘酷的井,他只能把井壁上的血痕畫給你看。」
「這種寫作方式,不止他一個人在用。
為什麼巴金寫《家》,要把覺新寫得那麼懦弱、那麼窩囊?因為覺新不是一個人,他是整整一代被舊家庭閹割了脊梁骨的年輕人的縮影。
為什麼老舍寫《月牙兒》,要讓那個女孩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和母親走上同一條賣身的路?因為他要讓你知道,貧窮不是懶惰的懲罰,貧窮是秩序的產物。
為什麼沈從文寫《丈夫》,要讓一個丈夫坐在船頭看著自己的妻子在船艙里接客?因為他要讓你看見,人在活不下去的時候,會把尊嚴切成一片一片地賣掉。」
「這些作家不是沒心沒肺,他們恰恰是因為太有心、太有肺,才選擇了這種寫作方式,他們寫的時候手也在抖。
曹禺寫完《雷雨》在清華圖書館裡寫最後一幕的時候,寫周沖觸電、四鳳觸電、周萍飲彈,他說自己邊寫邊哭,寫不下去,但他沒有改一個字的結局。」
「因為他知道,不能改,改了,就不是真的了。」
「這種『殘忍』的寫作傳統,不是中國獨有的。
狄更斯寫倫敦貧民窟里餓死的孩子,雨果寫巴黎下水道里被社會拋棄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彼得堡閣樓里發瘋的窮學生,他們都是同一個動機:把被粉飾的真相剝開給你看。」
沈默言輕嘆了口氣。
「但中國近代作家面臨的困境更特殊。
西方的批判對象是資本主義、是階級剝削,中國的批判對象還要多一層:一個幾千年的文明突然發現自己活不下去了。
不是某一個人活不下去,是整個文明的氣要斷了。
禮教、家族、倫理、道德,這些東西曾經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但在那個時代,它們變成了殺人的刀。」
「所以中國現代文學裡充滿了『家』的意象。
《雷雨》是家,《家》是家,《北京人》是家。
這些作家不約而同地寫同一個主題,家,不再是港灣,是牢籠。」
「當一個文明賴以生存的結構變成了壓迫人的工具,你就不能怪作家們下手太狠。
不是他們要拆家,是這個家已經塌了,他們只是把廢墟畫出來。」
「他們能做的最大的善意,不是編一個善有善報的謊言,而是把那些在廢墟下無聲無息消失的人的名字刻在紙上,祥林嫂、孔乙己、四鳳、周沖、周萍、侍萍、蘩漪,他們救不了這些人,但他們拒絕掩蓋這些人的存在。」
沈默言把粉筆放在講台上,拍了拍手上的灰。
「為什麼所有人都沒有好下場?為什麼不能給他們一條活路?」
「因為那個時代,本身就不給他們活路,給他們活路,是撒謊,不給他們活路,才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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