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6章 ：六清
乾元元年，四月末，金陵。
駱知祥這些外放官員陸續離京以後，朝廷上下並沒有因此鬆一口氣，反而更忙了。
因為這批人一走，就意味著大明真正開始從吳藩時代的軍政體制，向一個天下國家轉變。
這不是換個名稱，改個年號，把吳王宮改成大明皇宮就好了的。
其實這也是某種對現實和局勢發展的真實應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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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吳藩時代，吳藩或者準確來說保義軍是純粹的先軍主義，節度軍府壓一切，軍務為先，錢糧為先，打仗為先，凡事只要能支持軍隊向前推進。
可以說，安全需求是保義軍的最高也是最緊切的需求。
而按理說，如今大明已立國了，南方全境基本收入囊中，中原大半也已經歸附，三川、鳳翔、徐兗、汴宋都在不同程度上向金陵靠攏。
這種情況下，似乎先軍制度還能繼續下去，畢竟關中和北方依舊有大敵嘛，甚至因為體量大了，可以保持這種制度的常態化。
而軍隊是最支持保持過去制度，認為很好嘛，沒必要改變。
甚至認為現在就距離統一天下還有一口氣了，如何能松？就算百姓有點苦，那也是苦一陣子，後面就是好日子了。
這當然是軍隊是這個制度的純粹受益方。
以前即便是軍、政分立，但實際上，地方刺史都是圍繞軍隊去服務的，那服務和被服務這種狀態就決定了，所謂的分立、均衡，那也是一種表面的。
但趙懷安卻清楚，這口氣還真就不能蓄上去了。
不是他要打壓軍隊，而是軍管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對秩序傷害性極強的制度。
是的，它的目的是建立秩序、維持秩序，但它的存在本身又會破壞秩序。
一個最簡單例子就是，趙懷安現在非常清楚，此前前都督府高仁厚的部隊分駐荊襄各州軍管也差不多一年了，但除了秩序的恢復，實際上的成績是乏善可陳的。
為何？不是說軍隊在這一年沒幹活，不治理地方，而是軍隊的做事風格和屬性就決定了絕對強硬，太剛性了，不容下面有討價還價的地方。
軍隊分撥任務，給下面的理由就是「前線急需」「軍情緊迫」「戰機不可誤」便壓下去了。
地方就算再缺糧，軍府一句前線缺糧，便能將糧食調走。
州縣說百姓剛剛歸籍，還需要休養，軍府一句征夫修路，便可把壯丁拉走。
有敢阻撓的，就說這是軍機，誰敢延誤。
這當然不是說軍隊上下全是壞人。
恰恰相反，保義軍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這支軍隊的犧牲和紀律，很多武人是真正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有資格這麼說話。
可制度不能建立在「大家都是好人」的幻想上。
制度如果必須依賴於掌權者自覺，那就說明這制度本身有問題。
軍隊一旦長期凌駕於地方行政、財政和司法之上，那再好的軍隊也會慢慢變味。
因為人會習慣特權。
今日是為了打仗，先調一批糧；明日是為了修營，先征一批夫；後日是為了酬功，那能不能再占一片田呢？
一開始都是有理由的，但理由用多了，便成了規矩。
再往後，軍府不需要解釋，地方也不敢問，百姓更沒有地方說理。
到了那一步，保義軍和過去那些藩鎮牙軍有什麼區別？
無非就是打的旗號更好聽，紀律一開始更嚴罷了。
趙懷安最怕的，就是大明打著終結藩鎮的旗號，最後自己變成了個大號藩鎮。
而且先軍制度還有一個更隱蔽的壞處，那就是它會天然壓制文官體系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成長。
軍府什麼都管，地方官就會習慣於等命令。
出了盜賊，等軍隊來剿；缺了糧，等軍府調撥；修路修橋，等軍隊派夫；甚至連斷案，都要看駐軍臉色。
這樣久了，州縣官就不會真正思考如何治理地方，只會變成軍府帳房和傳令吏。
這在戰時也許效率很高，可放到天下治理里，就是災難。
因為天下不是一個軍營，百姓也不是戰士。
比如說征糧。在先軍制度下，征糧就是軍府要糧，地方想辦法，最後壓力一層層壓到百姓頭上。
這種情況好像和田稅差不多，但實際心理上卻是截然不同的。
因為田賦有定額，有期限，有帳冊，有減免，有災荒蠲免，還有不得額外加派的禁令，雖然一般也執行不到位。
但對於百姓來說，交稅是某種天經地義的事情，所以他們天然就會服從。
還有徵夫。
軍管時，修路、運糧、築城、搬運，常常一句軍令下去，壯丁便要上路。
這在戰時沒辦法，可平時長期這樣，百姓就不敢安心耕作。
因為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家中壯勞力會被拉走。
而常態制度下，這些其實就是徭役，但百姓卻願意接受了。
為何？還是同樣一個原因，心理預期。
預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黃金更重要！
總說有恆產才有恆心，但有恆心才有恆產！
其實這就是管理的本質，管理就是管理人的預期，而好的制度就是讓人心甘情願去遵守。
其實趙懷安之所以要向天下國家轉變，也是他已經從下面了解了眾多的民眾情緒。
趙懷安不是一個被理想沖昏頭的人，因為他在兩個人生的前六十多年，都是底層出身，所以他非常清楚老百姓到底是什麼人。
一個典型的例子，你讓老百姓捐百萬支持愛國，他雙手支持！但你讓他捐一頭牛，那萬萬不行，為何？因為他真有一頭牛。
現在大明這塊就是這樣的，以前日子苦的時候，大家一起苦，反正都是只能有一口飯留著，那上面要什麼就支持什麼。
但現在，情況變就變在，形勢好了，地盤大了。
形勢一好，老百姓手裡有了余錢，就企盼更好的日子，你讓他將自己努力攢下來的，再去全部支持上面，那嘴上願意，心裡是真不願意。
而地盤大了呢，老百姓就對危險沒認知了，也就是覺得和他沒關係。
很簡單，現在大明的戰線已經推進到黃河一帶，這裡面是打生打死，和生活在長江流域的人來說，有什麼關係？
所以你以支持統一天下為理由去征他們的稅，他們能願意？甚至他們還會覺得，為了統一要過得差，那不如不統一算了。
這種心態不是什麼素質不素質，道德不道德的，它就是人性。
你不能以個別的優勢者為標準，去要求所有人，因為天下人的情況真不一樣。
已經吃上三菜一湯的，和那些才恢復秩序的，就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強行要求如此，那就會動搖大明剛剛建立的民心和威望。
可反過來，要是將制度從先軍制度向天下治理的常態化轉變，那情況就不同了。
以稅收的形式從各地收取錢糧，然後轉頭作為北伐的專用款，就成了一個不斷刮肉卻不痛的常態情況。
這和後世趙匡胤攢封樁錢一樣，就是一點點攢下統一戰爭的本錢。
此外，常態治理還能把軍隊從許多不該管的事情里解放出來。
軍隊就是軍隊，它的本職是訓練、守邊、作戰、保衛國家。
如果讓軍隊長期管理地方，它表面上權力很大，實際上戰鬥力反而會被腐蝕。
一個將領天天想著地方那點事，那還剩多少精力用在軍隊上？
軍隊就是軍隊，它是守夜人，而不該是社會的中心。
這不是因為趙懷安不信任自己一手創建的保義軍，而是因為他太了解權力。
權力只要不被邊界約束，就一定會自己膨脹，這是它的屬性，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
今天是為了方便，明天就是為了利益，後天就會變成理所當然。
到最後，連最初的好人都會被制度推著變壞。
趙懷安不願意讓這些跟著他出生入死的兄弟，最後變成他們當年最恨的那群牙兵。
所以他寧願在統一天下之前，就把制度轉型這件事做起來。
這當然有風險。
軍隊肯定會不滿，甚至短期內，效率一定會下降。
畢竟過去軍府一句話能辦成的事，現在要戶部核帳，兵部發文，州縣執行，御史監督，來回折騰，看起來慢了許多。
但趙懷安知道，這個慢是必須的。
快有快的用處，慢也有慢的道理。
大明不能永遠停留在戰時狀態。
否則，哪怕它統一了天下，也會和當年大秦一樣，因為停不下來，最後走向崩潰。
說到底，大明不是保義軍了，也不是吳藩了，形勢變了，階段變了，那原先能是必要的制度就不合時宜了。
……
但要想以正經的稅收來供養軍隊，並積蓄北伐的力量，那就必須先弄清大明現在有多少家底。
所以到了四月末，金陵城裡的政事堂，幾乎每日都是燈火通明。
張龜年、王鐸、袁襲、趙君泰、嚴珣、何惟道、裴德盛、豆盧封、趙六等人輪流入值，六部尚書、諸寺監、十二院主事、都察院御史也常常被召進來議事。
趙懷安在政事堂第一場大議上，先定了一個規矩：
「新朝頭三年，不求花團錦簇，烈火烹油！」
「地方官不要搞什麼祥瑞、萬民傘、也不要動不動就匯報什麼父老感泣、百姓踴。」
「朕只要實數。」
「如今治下戶口有多少，田畝多少，倉儲有多少，水利損壞幾何，學校開了幾所。」
「朕不要虛的，朕要這些實打實的數字，讓朕曉得我大明現在到底有多少家底。」
「三年，三年朕要一個嶄新的大明，而不是承積前朝之弊的舊攤子。」
這番話一出，眾臣心裡便都有數了。
陛下是要清亂世留下來的積弊。
因亂世而存在的逃戶，荒田，虧空，冤獄，豪強兼併，官吏舞弊，以及百姓對於整個天下被戰亂打碎後的那種麻木與破敗。
以上種種，都要在這三年改變！
所以朝廷第一步，就是發起了「六清」。
即清戶口，清田畝，清倉儲，清刑獄，清軍戶，清寺產。
名字聽起來樸素，可件件是大事，是要害。
……
其一為，清戶口，是為了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少人。
亂世里，最荒唐的地方就在這裡，官府明明每年都在徵稅征夫，卻根本不知道治下到底有多少活人。
舊冊上寫著三萬戶，可真去村里一看，也許只剩一萬五都不到。
有的人死了，有的人逃了，有的人投附豪強，有的人躲入寺院，有的人被舊軍收作部曲，有的人跨州流移，已經在別處安家。
治理地方治什麼？不就是治人嗎？要是一個地方戶口都不清，那所有政令不都是紙上談兵嗎？
其二是清田畝，定稅基。
田畝不是一塊地那麼簡單，它背後是糧食，是賦稅，是百姓的生計，是國家的根基。
戰亂以後，大量田畝撂荒，原主逃亡或死亡，地方豪族、寺院、軍頭趁機吞併，這幾乎是到處都發生的事。
可朝廷也不能簡單說，凡戰亂中兼併的田一律奪回。
那樣看似痛快，卻算是打斷了地方生產。
為何？因為現在說一千道一萬，如今能組織生產的就只有這些土豪和地頭，這就是目前的現狀，即便趙懷安再不願意承認。
而直接一刀切將土豪們的土地，尤其是已經種上的土地給分出去，那就相當於將這些還能組織生產的力量徹底打擊得沒有積極性。
在目前階段，大明是需要這些人起模範帶頭作用的！
所以趙懷安給出的辦法是分層處理。
有原主可尋者，先歸原主。
原主已死，有近親者，近親可領回耕種。
無人認領而被豪族占據者，若已開墾種植，可由其繼續耕作，但必須入冊納稅，不得私藏佃戶，不得逼良為奴。
若豪族借亂侵奪有主田，又打死打傷原主，或偽造契書，那便是刑案，直接交相關法司處置。
這個分寸很難。
因為它既不是平均主義地一刀切，也不是承認所有既成事實。
趙懷安承認亂世之後地方生產需要恢復，也承認有些豪族確實有組織能力，可他要告訴地方上這些豪族，朝廷是不會允許你們把戰亂中搶來的東西洗成祖產，最後說個這一切都是祖宗奮鬥得來的。
公平有很多種，而趙懷安目前先做到的，就是公平納稅！
……
其三便是清倉儲，此舉是最事關大明家底的一項。
這一點在宋州水災之後尤其重要。
那一次救災，趙懷安幾乎把兩淮、江東能調動的糧船都調了上來。
如果不是吳藩這些年一直重視倉儲、漕運、船隊，宋州那場災就不可能救下來。
也正因為如此，朝廷更加明白，倉儲攸關國家底蘊，事關軍國大事，不可懈怠。
所以大明開國之後，第一批派下去的御史和糧台官，重點就是查官倉和義倉。
不是坐在堂上聽倉曹報數，而是直接到地方開倉驗糧，抽袋稱重，分辨新糧舊糧，霉糧好糧。
趙懷安甚至專門讓工院設計了一批新式倉牌。
每座官倉門口都要懸牌，寫明倉名、儲糧種類、上次驗糧日期、負責官吏姓名。
……
其四便是清刑獄，這是為了整肅地方風氣，開創新朝氣象的重要之舉。
為何自古新君即位都要大赦天下？就是為了顯示天子仁德，海晏河清，沒有作奸犯科之輩。
但趙懷安卻還是要清一下以往的犯人，確定到底是何等罪責。
這裡面固然有盜匪和殺人犯，但更多的卻是欠債的、爭田的、被豪強送進去的、被衙役勒索不成的，案子拖了幾年沒人管的。
一個人進了獄，若家裡沒人送錢，便可能死在裡面。
所以趙懷安命刑部和都察院定下新規，州縣官每十日點獄一次，道一級按月抽查，刑部按季巡按。
凡久押不決，必須列名上報。
民訟債訟不得與重犯同押。
獄卒私收錢物、加鐐、斷食、傳話勒索者，重則流放，輕則杖責革役。
這條政令一下，天下州縣獄卒自然是怨聲載道。
但怨也沒用，趙懷安最恨這種人。
在他看來，盜賊害人是害人，獄卒害人卻是披著王法的皮害人，這比盜賊還可惡！
所以，天下是要赦的，但司法刑獄也是要梳理清楚的。
……
其五便是清舊軍，這是為了徹底拆除亂世軍政遺留。
在保義軍收復的很多地方，如今名義上是歸附大明，可實際上依舊有大量的舊軍、土團、寨兵、牙兵盤踞。
這些人號為百姓，但實際上家家有刀，又有往日的關係，一旦地方官觸及他們利益，他們就會化身最危險的阻力。
所以趙懷安肯定是要清理這些人的，其辦法不是一味裁撤，而是整編。
能打的，入各衛所軍；老弱的，給田歸農；有罪的，法司問罪。
地方鄉兵若確有保境需要，則改為巡檢弓手，登記姓名、兵器、住處，拆散分配。
總之，大明要在地方上徹底壟斷武力，而地方上原有的那些力量，要被招安，要麼就是被拆散，沒有第三條路！
最後這一清，就是清寺產。
這一項最敏感。
唐末亂世，寺院不只是宗教場所，更是經濟實體。
寺院有田，有糧，有佃戶，有僧兵，有倉窖，也有大量不入戶籍的人口。
有些寺院確實救濟百姓，收養孤兒，施粥施藥。
可也有大量寺院趁亂兼併土地，收納逃戶，逃避賦役，甚至放高利貸。
對這件事，朝中爭論很大。
有人主張直接抄寺，認為天下財賦多入浮屠，正該借開國之威一舉清理。
也有人認為佛寺遍布天下，若輕動，恐怕激起民亂，且趙懷安此前對佛門並不苛刻，突然轉向，會傷朝廷信譽。
甚至朝中很多人的母親、家眷都普遍信佛，認為對佛祖動手，心裡壓力巨大。
最後趙懷安反覆思考後，決定也是採取限制的態度。
首先就是寺田、僧人必須登記，只有那些持戒修行者，可以保留僧籍；其他人必須還俗回家。
寺院用於佛事、救濟、學堂、醫藥的田產，可以按規定減免。
但寺院私占民田、藏匿逃戶、放貸逼債、私蓄兵器者，一律要處理、清退，沒有任何討價劃價的餘地。
此外，如果寺院開設義學、醫舍、粥棚，州縣也會給予旌表。
總之，趙懷安對佛產的主要態度就是這樣，引導限制改造，卻不是簡單來一令，滅佛吧！
這就很趙懷安。
他不在乎你是什麼身份，也不在乎你喊什麼口號。
你能為大明服務，能為百姓服務，你就能有一席之地！
從此你不是世外的佛教，而是大明的佛教！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