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等你開口求合作

  第111章 等你開口求合作

  坐在會客區沙發上的丘德根心裡很是忐忑。

  之前在工廠大門外的管中窺豹已經隱約窺探到工廠規模之大，等進入工廠內部一路走馬觀花，他更是切實地感受到冼耀文的不俗實力，這麼大的工廠，就他所知，上海也是寥寥無幾。

  知道是跟一個多大的老闆談生意，他心裡不由有點發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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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他前面二十幾年一路走來，最輝煌的時候不過是賣掉一家小型印刷廠，租下了大都會影院做放映電影的生意，雖說經營了幾年賺了些錢，但來香港倉促，兜里只帶了數百元。

  到了香港，一直過得甚是窘迫，錦秋懷孕也無錢去醫院分娩，只能待在狹小逼仄的廉租房裡生產。

  好不容易投靠友人有了一份放幻燈片的工作，還可以借著工作之便晚上出來跑片，但短短數月，不過攢了寥寥數百元積蓄，底氣不足啊。

  丘德根心裡發虛，但又充滿了期待，若僅僅為了打GG，冼先生根本沒必要把自己請到這裡來洽談，也沒有必要親自出面談，只需打發個手下出面即可，大概冼先生一定想和自己談點別的。

  會是什麼呢？

  志存高遠卻身處微末，丘德根不想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

  「1928年，『Schott NYC』為哈雷摩托設計了一款機車皮夾克，叫Perfecto，這款皮夾克面世二十年都沒有賣得太好，大部分只用來當做買車時的贈品。

  一直到大前年，美國摩托車協會在加州霍利斯特小鎮舉行吉普賽巡迴摩托車集會，當天大概有500名非協會成員騎摩托車擁進了小鎮，在集會現場飲酒鬧事，以至於引起整個會場失控而發生騷亂。

  騷亂過後，美國摩托車協會表態說，99%的摩托車車手都是守法公民，只有1%是混亂始作俑者。

  就是這1%的所謂混亂始作俑者，在次年，也就是1948年，打造了有別於摩托車協會文化的『One Percenters』次文化，也可以稱為飛車黨組織，他們的成員主要騎乘巡航型摩托車，尤其是哈雷摩托車或其他美式摩托車，還有就是自由、忠誠和反社會的象徵。

  飛車黨不受摩托車協會的監管，他們被歸入到違規、不法組織，這幫人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法則。」

  冼耀文兩人走到工廠大門前，紛紛把手裡的煙和雪茄滅掉，待穿過大門，冼耀文才接著說道：「其實飛車黨是什麼樣的人不重要，關鍵是這幫人都喜歡穿Perfecto，一下子就把這款皮夾克銷量帶起來，加上這幫人一上街就是幾百人騎著摩托車，想不吸引眼球都不成。

  那些摩托車廠商不可能發現不了這幫人身上蘊藏著的巨大GG宣傳價值，他們一定會有所動作，比如推廣飛車黨文化。

  說到推廣文化，最好的途徑是電影和音樂，我猜測好萊塢要不了多久或者乾脆已經在拍攝關於飛車黨的電影。

  音樂方面，美國那邊正在漸漸流行一種新的音樂形式『搖滾』，這種音樂最早是黑人音樂，只在黑人之間流傳，可以算是種族音樂，一開始根本沒有白人會聽這種音樂，因為這裡面涉及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等問題。

  西方那邊，從18世紀就出現了女權主義，19世紀中葉有了組織性的女權運動，但直到本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女權才得到重視。

  理由非常簡單，各參戰國把大量的男丁輸送到戰場上去送死，許多原先只提供給男性的工作崗位缺乏勞動力，不得不把女性填充進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如此，女性進入了軍工、機械行業，展現了女性也能勝任『男性的工作』，並且社會依賴她們的貢獻，有貢獻自然就有發言權，有了發言權，女性的地位自然得到提高。

  女權運動獲得成功，加上全世界都在刮獨立風、革命風，導致底層階級的反抗意識開始覺醒，大的方面是底層階級翻身成為高層階級，開始掌控一國之政權，開展一段新的腐化歷程，小的方面是一部分傳統的主流文化遭唾棄，底層社會要推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由於以美蘇為首的冷戰格局形成，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肯定會反映到大眾文化之中，電影、音樂的政治意味會變得很濃。

  蘇聯的典型特點是權力與思想高度集中，有些東西由不得民眾發揮想像力和創造性，有一套標準模具在那裡擺著，普通民眾就按照模具的樣式進行加工，有稜角修掉，缺零件補上。

  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角度來看，最適合用來攻擊蘇聯的點就是民主、自由。

  反觀美國，從種族和民族上來講，它是一個多元化國家，各種族之間存在著由來已久的矛盾，特別是黑人問題。

  從南北戰爭結束，黑人曾名義上獲得解放宣言所賦予的平等權利，然而黑人因為窮困及教育程度較低，為求經濟上的生存，必須再度依靠白人雇用，特別是當聯邦軍隊撤出南方，黑人頓時失去了聯邦法律的保護，地位又陷入類似南北戰爭前的狀況，南方白人支持的民主黨控制南方，實施不少種族隔離法律，黑人重新受到種族不平等待遇。

  一直到現在美國的黑人還沒有擺脫種族隔離政策，對蘇聯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適合用來攻擊的點，不僅僅是輿論上可以用來攻擊美國，也可以對美國的黑人進行革命輸出，黑人一旦拉起隊伍鬧革命，對蘇聯會非常有利。

  種族隔離政策和民主黨、共和黨都脫離不了關係，但和民主黨捆綁的更深，之前的羅斯福，現在的胡佛，兩任總統都是民主黨，共和黨不會願意看到下一屆總統還是民主黨，自然要對民主党進行狙擊。

  無論是出於國內的黨派鬥爭還是國家安全，黑人問題都會推向風口浪尖。

  無論是飛車黨、女權、黑人反種族隔離、意識形態鬥爭，都在把一些個人思潮和價值觀推向個人主義、多元化、追求自由、質疑權威、反對體制、逃離社會等理念，人們會變得越來越追求自由與個性。

  對我們而言，大眾文化就是商業文化，我們要把產品與大眾的價值觀互相通融，大眾在追求自由、個性，我們就在產品中注入這兩樣。」

  冼耀文捏起自己的西服領子，「西服配襯衣打領帶，代表著傳統的精英文化，這種文化是精英階層歷經數百年的演變最終定格，而且是制服化，與制度化有很深的聯繫，不管大眾文化再怎麼變化，它都會有一席之地。

  就現在來說，穿襯衣還是一種身份的象徵，穿襯衣要比穿汗衫體面得多。

  所以，我在創立中華製衣的時候，選中了綜合起來起步階段難度不太大，但生命力又比較旺盛的襯衣。

  我們第一步的品牌影響力營銷告一段落之後，第二步的營銷方案就是把好運來襯衣同階層、身份進行捆綁，要給大眾製造出只有在辦公室里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才有資格穿好運來襯衣。

  反過來說，只要買一件好運來襯衣穿在身上，立刻會變成體面人。」

  林醒良問道：「故意製造出門檻？」

  「差不多這個意思，我們要給消費者輸出這樣一個觀念：買好運來的消費者都是體面人，只有體面人才有資格買好運來。沒有這種觀念加持，收入不高的家庭哪裡會捨得花上十幾元買我們的好運來。」

  林醒良猶豫一下，說道：「老闆，我們的定價是不是偏高了，做一身旗袍不過只需十三四塊，我建議推出定價低一點的款式。」

  冼耀文淡淡一笑，「你說的是最普通的旗袍，那些好的、真絲的旗袍，一件還不是要幾十元上百元，我們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面向所有人，價格不能降，只能一步步往上漲，要是誰都能輕鬆買得起好運來，品牌也就完了。」

  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又指了指車間樓，「一旦沒了品牌加成，我們憑什麼跟其他製衣廠競爭？

  只能依靠壓低成本，從你身上，從辦公室職員、車間女工的身上，先壓工資，再壓福利，然後延長每個人的上班時間，降低食堂的伙食標準，什麼菜便宜就買什麼菜，米也買最便宜的，粗糧、細糧摻著吃。

  託兒所、醫療室、班車，這些既費錢又對生產沒多大幫助的設施，也應該全部停掉。」

  說著，冼耀文又指向託兒所外面的滑梯，「還在襁褓里就帶到託兒所，上班時間跑過來餵奶，為了催奶，在食堂里一個勁吃葷菜，晚上帶回去吃的飯菜也會偷偷多打一個人的量。

  這些我全看在眼裡，可我並不想為難大家，有些事情只要不是太過分，睜隻眼閉隻眼也就過去了。

  但是中華製衣是工廠，不是善堂，我寬容並不代表我蠢，帳我還是算得明白的，我們廠里的一切福利都要以利潤為支撐，為了維持高福利，我們的核心產品必須追求高利潤，薄利多銷只能當成營銷手段的補充，而不是主要手段。」

  冼耀文拍了拍林醒良的肩膀，「消費者是上帝這一點，我們既要說，也要落實到做，但心裡不用太當回事，我們的核心目的就是把他們口袋裡的錢拿過來裝到我們自己口袋裡。

  我們包括我，你，還有廠里的其他人，我們大家才是一家人，自己人，有福同享。

  薄利多銷是在保障我個人利益的基礎上，犧牲廠里其他人的利益去討好消費者，廠里賺多賺少跟大家的關係不大，大家能拿到的無非就是最基本的工資，福利就不要想了。

  清末的一位大臣他塔拉·剛毅說過一句話：我家之產業，寧可以贈之於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也就是後來梁啓超總結出來的那句『寧與外邦，不予家奴』。

  我覺得這種思想要不得……」

  冼耀文故意頓了頓，擺了擺手，「算了，不多說，再往下說就是標榜我自己，我們還是說回夾克。

  飛車黨文化一旦傳播開來，摩托車還有他們身上穿的皮夾克也會流行開，服飾的專利形同虛設，很容易就能繞過去，我們可以在Perfecto的基礎上進行修改、升級；

  一開始先推出雷同的款式，定價比Perfecto低一點，但不至於低到有傾銷嫌疑的程度，搭上這輛順風摩托，一頭扎進美國市場，然後隨著飛車黨攻略其他國家，一個新品牌就能走上軌道了。」

  林醒良忽然迷糊地說道：「老闆，不對啊，伱剛才說新品牌走薄利多銷的路線，但是你現在說的明明還是走精品路線。」

  冼耀文輕笑一聲，「新品牌和好運來差不多的品牌運營思路，一開始也會把中英文品牌分開，中文走薄利多銷的路線，我們只進行品牌運營，生產環節外包出去，這樣一來，我們就不用去計算生產成本的細帳，只需要計算加工費，幫我們代加工的工廠福利如何也輪不到我們操心，我們只需在意售價與成本之間的差額。

  英文走精品路線，售價要保證有不錯的利潤空間，而且中文的薄利多銷帶來的巨大訂單量，也可以幫助英文精品壓低加工成本，提高利潤率。

  前期就這樣規劃，後期看品牌發展情況再決定是否要把中英文品牌打通。

  新品牌的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暫時不要對外透露，目前我們的工作重點還是好運來，只有把它做起來，讓大家看到希望，才適合談其他。」

  兩人一路聊到辦公室的門口，腳步一踏進辦公室就戛然而止，聯袂來到會客區，冼耀文先介紹了丘德根和林醒良兩人，然後直入正題，並沒有採用迂迴的策略。

  「丘老闆，你清不清楚租一部電影的拷貝一天租金需要多少，我指的那些已經上映幾年甚至十幾二十年的老片。」

  「一元到五元不等，時間越長越便宜，熱門片比冷門片貴一點。」丘德根心裡稍稍激動，好像冼先生要跟他談的事情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樣。

  冼耀文心中卻是有點詫異，跑電影公司的時候，他打聽過租拷貝的行情，他打聽到的價格要比丘德根說的貴十倍，是欺負他外行還是對「老片」的理解有誤會？

  「丘老闆，你確定？」

  丘德根自信地說道：「當然，我做了幾年的放映電影生意，現在又在一家買賣影片的公司上班，對電影拷貝的行情十分了解。」

  「這樣啊。」冼耀文故作恍然大悟，「丘老闆是農村人嗎？」

  「不是。」

  「有沒有去過香港的農村？」

  「沒有。之前打算去農村放幻燈片，但路太遠，當晚趕不回來，會耽誤第二天上班，一直都沒去成。」丘德根如實說道。

  冼耀文頷了頷首，「我和丘老闆不太一樣，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也跑了香港這邊不少的圍村，對農民的生活和香港這邊的農村都有一定的了解。

  《南京條約》簽訂之前，香港、九龍、新界三地，從地緣上屬於寶安縣，但大部分土地屬於鄧、侯、廖、文、彭五個江西遷過來的家族，這五個家族在這邊發展了一兩代人也就遷走了，但地契還是在他們手裡，只是把地租給了佃戶種，他們定期從佃戶手裡收租。

  英國人一開始雖強調『私有合法財產權益，概准仍舊自由享用』，但並沒有找清政府核准土地的主人，只是將錯就錯徵用土地，並把賠償發給了佃戶，亦或者指責找上門的業主沒有好好打理土地，直接把土地充公，把土地的永業權改成承租權。

  可能就是來路不正的原因，英國人對佃戶不算苛刻，收的地租並不過分，香港這邊的農民生活壓力不算大，農閒的時間比較多，農民不像城裡的居民，只要有錢，可以進行各種消遣，他們能做的無非就是聊天、打牌，去敲寡婦門。

  有一次我去一個圍村，正好遇到村里祭祖，晚上會在村社放露天電影，當時還不到四點半，村社已經圍滿了人，挨挨擠擠，連只腳都插不進去，有本村的，也有從邊上幾個圍村趕過來的。

  我一時好奇，就找電影放映員打聽放什麼電影，他跟我說是兩部老片，一部《桃李劫》，一部《馬路天使》。」

  聽到放電影，丘德根的雙眼立馬射出炙熱的光芒，說者有心，聽者更有意，他心中驚嘆，「我怎麼就沒有注意到農村市場呢？」

  冼耀文目光離開丘德根的臉，往其茶杯掃了一眼，向林醒良打了個續水的眼色，嘴裡接著說道：「後來，我了解了一下，鄉下其實有不錯的電影市場，只是這個市場一直沒人注意到，也可能是那些戲院老闆看不上這個市場，反正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去開發這塊市場。

  說到做生意，最好做的就屬獨家生意，客人有一個算一個，只要有都是自己的，我挺看好這門生意，也預算了一下，只要擴張的速度夠快，短時間把大部分市場占下來，又不讓競爭對手出現在自己戲院的周圍，一家戲院一年賺一萬元還是不難的。

  只是可惜，我有關係，有本錢，就是沒時間。」

  冼耀文虛點一下辦公室的工位，「這裡一大攤子，投資了好大一筆，現在生意還沒上軌道，我是實在走不開，就算其他地方有錢撿，我也根本抽不出時間去撿。」

  丘德根的眼睛變得愈發明亮，冼先生這都不能叫暗示，而是赤裸裸的明示，就等著他開口求合作了。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