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六四章 請罪邀功的首相大人

  有句話叫時勢造英雄，是指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面臨改革關口的時候，需要一個英雄人物來做表率，帶領大家順應潮流，突破這個關口，進入新的時代。

  古今中外那諸多在歷史上留下絢爛篇章的大人物，大部分都是這一類人，他們都是由於時代的需要，這才因緣際會的誕生出來，其中又以政治、軍事還有經濟類的大人物居多，比如劉邦、拿破崙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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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了，還有英雄造時勢一說，指的是還有一小部分強人可以硬生生的憑藉自己的能力，極大的影響社會跟歷史走向，引導整個潮流，進而做出類似創造歷史的偉業，讓人類社會前進一大步。

  這樣的人屬於極少數，通常來說，這一類人大都是科學領域的大才，比如牛頓，瓦特、愛因斯坦之類，因為他們雖然沒有特別大的權勢，但他們的發明卻能夠極大的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力進城，進而引起非一般的變革，所以這一類人一般就叫做創造歷史的人。

  說白了，評價一個人物到底是時勢造的英雄還是造時勢的英雄，關鍵是看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大小，如果能夠改變整個人類社會進程，那就是造時勢的英雄，如果只能影響局部，那就是時勢造出來的英雄。

  從這方面說，至少在這個歷史位面，李永吉是當之無愧的創造歷史的那一類人，因為他的出現，極大的改變了這個世界的科技進程與生產力發展水平，哪怕目前只是在一個極小的範圍內引起了變化，但終歸這個變化是存在的。

  不過，畢竟時間太短，就好像一個剛剛起步的壓路機，雖然已經展露出了崢嶸，但還無法達到橫掃全球的威勢，達不到真正的改變世界的情況。

  當然。畢竟李永吉帶來的是領先兩個世紀的技術跟資源，而且還迅速取得了一個國家的政權，只要時間充裕，等這個時代的國人把李永吉帶來的新技術跟新設備整合吃透。早晚會爆發出非一般的力量，而伴隨著這股力量，李永吉一個世界偉人的頭銜是絕對跑不了的。

  甚至是，由於李永吉已經在國內打造了一定的技術跟工業基礎，具備了初步的重工業生產能力。所以哪怕李永吉現在立刻消失，或者失去時空交易能力，這個位面的世界也會因此而變的不同，頂多發展的速度變慢一些罷了。

  相反，首相沈世明則是典型的時勢造英雄的一類人，如果沒有李永吉的慧眼提拔跟大膽放權，沈世明絕對不會當上中華帝國的首相，成為一代名相。

  嚴格來說，沈世明是這時期一個典型的中國儒商，雖然也有一定的開拓進取精神。但保守謹慎的性格也是十分明顯的，所以他的施政措施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更多的是因循守舊，並在這個基礎上做出輕微的改良。

  也就是說，沈世明沒有大刀闊斧的改革魄力，但卻是一個很好的執行者，如果你能制定好一個框架，他卻能儘量的幫你完成他，哪怕這個框架是錯漏百出。

  就比如李永吉生搬硬套過來的那套施政方針，李永吉坐鎮國內的時候。都是靠強力施行，效果相當有限，影響力也很小，造成的衝突卻很多。

  而當施政者變成了沈世明。他卻在沒有改變國家既有方針政策的前提下，來了個人性化改良，用簡政怠政的簡單方法，讓國家迅速平穩下來。

  從某種角度上說，就目前的中國而言，沈世明這種類似無為而治的方式才是最適合的。畢竟國家的發展跟民眾的素質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繼續實行李永吉先前制定的那套組織過於複雜，行政管束也過多的官僚體系，只能讓社會持續的動盪不安，引起太多人的敵視，大大增加國庫消耗。

  簡單的說，那就是就行政管理方面，沈世明這個本地商人出身的傢伙，無論是性格還是經歷，都要比李永吉這個現代宅男更靠譜一些，他對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把握也更加的精準，也更有耐心，雖然不敢說驚才絕艷，但一個宰相之才是當得起的。

  反倒是李永吉，別看有現代社會的經驗，但不管是他的性格還是經歷，都不太適合從政，他如今獲得的這一切，都是靠大開金手指獲得。一旦沒了時空交易這個金手指的幫襯，只靠他前生的記憶的話，他或許也能混的不錯，但最多就是當個富家翁，絕對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打下如此的基業。

  不過呢，李永吉雖然不善行政，但也有個好處，那就是足夠大度，能容人，肯破格提拔人才，這也是他能迅速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好比沈世明，當初李永吉就是破格提拔，當發現能力還不錯的時候，就再次委以重任，為他增加了新的權柄，然後呢，李永吉還肯真心的放權。

  自從沈世明當上首相，真正管理國家大政之後，李永吉除了涉及到他感興趣的問題外，平時基本不過問沈世明的具體施政措施，直接來了個大撒把，這也是沈世明能瞞過李永吉進行私下改良的一個原因。

  其實，沈世明的膽子都是一點點鍛鍊出來的，他一開始的時候，也都是每每都向李永吉請示，可大多數時間李永吉都是簡單的讓他看著辦，很少有不贊同他的時候。

  這一來二去，沈世明慢慢摸透了李永吉的一些習慣跟喜好，在一些小事兒上就不上報了，但卻留下卷宗，平時跟李永吉通話的時候，就只陪李永吉說他感興趣的話題。

  就這樣，由於李永吉自己的放權，沈世明這才在國內漸漸掌權，並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開始對國內官僚機構以及施政方法進行了一系列的改良，也就是推行簡政跟人治，減少朝廷跟民間的對立，尤其是減輕知識分子的敵視。

  因為在沈世明看來，皇帝李永吉搞的那些東西，太過繁瑣，也太過嚴苛，如果都按照那些辦法來。不說行政人手大大不足，就算足夠了，也會造成很大的混亂，老百姓不一定會買帳。很可能把一個好的法律變成一個壞的惡法。

  畢竟對現在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他們還不太理解權力與義務的關係，也沒啥國家主義的概念，所以管的過多的話，弄不好就弄巧成拙。

  因此。沈世明的施政理念，就是讓朝廷官員儘量的少管閒事兒，反正如今中華帝國的主要財稅來源又不是通過地稅跟人頭稅，而是靠皇企、國企上繳的增值稅以及貿易稅、奢侈稅這些，跟普通老百姓沒太大的直接關係，那倒不如乾脆讓朝廷抽身出來，免得到時候惹得一身騷。

  這樣一來，各地的行政機關就不必造的太大，比如警察之類的就不用招募太多，可以節省一大筆的開支。而與此相對應的呢，當官員減少對地方的管束干涉之後，地方的治安卻沒有多少惡化的現象，甚至比過去更好。

  簡單的說，沈世明的簡政理念，其實就是屬於傳統商業性的開源節流方法，他是通過減少地方官吏數目，減少官員對地方的管束，從而達到減少行政開支的目的。

  不過，雖然簡政是為了節流。但他卻很有分寸，只是減少地方官，尤其是吏員的數目，通過減員的方法來減輕薪水開支。但對國防軍的投入卻一點也沒減少。

  因為沈世明很明白，能被國務院指揮的國防軍，是國家穩定的根本，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錢，是萬萬不可輕易動搖的，所以什麼都可以動。唯有軍隊不能動！

  在節流的同時，沈世明也很注重開源，比如說他把土地稅挪用，不再興建大規模的教育設施，而是以這筆錢當本金，再聯合一批徽商，搞了一個國務院控股的興業銀行，專門給一批大地主、舊官僚還有人脈廣的知識分子放貸，鼓勵他們興辦實業。

  為了讓那批人接受他的好意，他不但通過國務院控股的興業銀行放貸，還找人盡心盡力的牽線搭橋，給借款人開辦一系列的優惠政策，讓他們能一路綠燈，能夠儘快的回本賺錢。

  由於這時期的中國境內正是戰亂剛平的恢復期，又有新技術當推動力，對外貿易更是如火如荼，處於經濟發展的高速飛騰階段，可以說隨便做什麼都賺錢。

  在這種氛圍下，尤其是當官之路狹窄的情況下，這批因為各種原因而不得志的舊官僚跟守舊的知識分子，乾脆借著沈世明搞出來的這個東西下台階，以實業興邦的口號投入到下海經商的大潮。

  資本的魅力是無窮的，當他們放下身段投入商海之後，他們很快就被這種新的刺激所征服，什麼仁義謙讓之類的全部都扔掉了，對利潤的渴求成了第一位的。

  雖然因為時間還短，加上中國太大，國民的整體文化素質也過低，還沒有讓全國人民進入全民經商的大潮，但至少在一些東部發達地區的城市，經商賺錢卻已經成了一股風潮，大大的衝擊了當地原有的社會秩序。

  其實，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讓廣大知識分子放下成見經商，進而形成一股經商下海的風潮，也是多種合力使然。

  首先，自然是穩定的社會大環境。

  當李永吉成立中華帝國，進而統一全國之後，雖然還有一些地方是所謂的自治省，但由於中央朝廷擁有絕對強勢的武裝力量，又取消了所有的國內關卡，整體環境是和平的，這為商業興盛提供了最基本的外部條件。

  其次，就是開放國門的經濟政策。

  中華帝國成立之後，經濟方面實行的是全面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等於主動向外打開了國門。這樣一來，國外商人就能更加方便的來到中國淘金。而外商的到來，不但帶來了大量資金，也帶來了大量的訂單，等於是給中國增加了資金，順便拓展了市場，刺激了中國的商業經營。

  這其中，結合了部分現代技術，擁有高附加值的中國製造功不可沒，尤其是那些療效顯著的中國藥，更是國際貿易的寵兒，一直都是供不應求的東西，為國家帶來了大量利潤的同時，也順便帶火了周邊市場。

  再加上這時期不管是北美還是南美都在經歷戰爭，導致新大陸的市場萎縮，而印度則剛剛經歷了一場大暴亂，也是元氣大傷，所以歐洲各國乾脆把貿易重心都投入到中國，加強了與中國之間的商貿往來。

  可以這麼說，到了1864年，歐洲超過一半的對外貿易都是走的中國市場，等於是把大半個歐洲都變成中國貨的傾銷市場，而與此同時呢，大半個歐洲的黃金白銀也隨著中國貨的輸入，大量的流入了中國，進一步刺激了中國的商業環境。

  大環境如此，再加上帝國政府不斷加強基礎設施的投入，尤其是馬鞍山鋼鐵的強勢崛起，都為中國的工商業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就是說，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境內工商業發展的天時地利人和都占全了，面臨這種大勢所趨，中國那點鄙視經商的傳統根本不值一提，輕輕鬆鬆就讓中國商人這個階層趁勢崛起，一下子就從原先的被壓迫階級變成了上層統治階級，成了真正的體面人。

  因此，這種風潮的出現，李永吉本身的舉措是功不可沒的，是他一手締造了這種現象的基礎，包括興辦重工業，進行技術改革，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等。

  總起來說，李永吉是這一切的開創者跟奠基人，之所以一開始沒有大規模爆發，只不過是時間太短，屬於前期投入階段，所以才不顯眼。

  而沈世明接過國家權柄後，整體的工商業發展環境已經相當不錯，他又通過一系列的簡政改良，極大的緩和了社會矛盾，並引導中國的上層精英把資本跟精力都投入在工商業方面，這才加速了這個過程，讓民間工商業藉此蓬勃的發展起來。

  現如今，這種情況已經形成了良性循環，民間經商的風潮帶動了工商業的繁榮，這又給國務院帶來了大量工商稅收，順便貿易稅收也大量增加，大大緩解了國庫的赤字。

  雖然目前的國庫依然處於赤字狀態，畢竟前期欠債太多，但形勢在慢慢變好，國家信用也越來越強，體現在民間之中，就是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好，大家對朝廷的滿意度越來越高。

  正是因為這樣，沈世明才覺得自己的施政方針大獲成功，認為是由於自己的簡政改良才造成了這一切，這都給他提供了空前的自信心。

  有了這份漂亮的成績跟自信，沈世明這才敢瞞著李永吉繼續深入改革下去，直到發覺李永吉即將回國，幾經思量，覺得等皇帝回國再說似乎有些被動，這才主動把這一切告訴了李永吉。

  當然了，沈世明很聰明，他的匯報是先說國家最近取得的成績，然後再說是因為自己推行簡政人治之策，這才如此這般，請求陛下懲處他擅自做主之類的罪責。

  這下子，連社交能力偏弱的李永吉也聽出來了，對方明著是在請罪，其實話外音卻是在請功討爵。

  他就是要通過不停的請功炫耀，讓李永吉覺得他不可或缺，覺得他治國有方，覺得他安全沒野心，讓皇帝能夠用的放心，舒心，繼續信任他，重用他，最好再給點獎勵。

  以沈世明如今的地位，加官是不可能了，他也不敢奢望，但進個爵之類的還是很有必要的，這也是沈世明這次主動請罪邀功的重要目的之一。(~^~)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