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債計劃

  其實在上海早就有華商銀行的辦事處，這次所謂的開到上海來，是要把上海辦事處擴大為華東區最大的華商銀行，總管華東區所有其他的分支機構。人選也已經選定，他就是宋漢章。

  宋漢章和張嘉璈在國內銀行界一舉成名，起因於1916年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對抗北洋政府「停兌令」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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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出任大總統後，為對付南方革命黨，連年戰事頻仍，軍費浩大，軍頭們不信鈔票，要求以現洋支付。北洋政府一直將中、交兩行視為自家的印鈔機，要求墊支各種財政支出，導致發鈔過量，影響銀行信譽，也損害了股東利益。1916年袁世凱取消帝制時，兩行已累計發行鈔票7000餘萬元，庫存現銀僅2000萬元。5月間京、津兩地發生提存擠兌，庫銀告急。交通系財閥梁士詒主張停兌現銀，並密謀將中、交兩行合併。同年5月12日，國務總理段祺瑞下令中、交兩行停止兌現，頓時震驚朝野。

  有操守的銀行家，視信用為事業之生命，一旦遵命停兌，不僅對社會經濟造成重創，對銀行則無異自戕。停兌令下達前，各地中行反彈激烈，紛紛表示不願陪交行自殺。宋漢章、張嘉璈密籌應急對策，決定公開抗命。二人分頭行動，宋前往上海會審公廨謀求法律援助；張負責聯絡浙江興業、浙江實業、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時稱「南三行」）及外國銀行。中外同業深知停兌令對金融業打擊巨大，唇亡齒寒，一損俱損，決定鼎力支持抗命。

  抗命行動得到著名實業家張謇等商股股東力挺，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鄭重宣告：「上海為全國金融樞紐，且為中外觀瞻所系，故以為保全中國銀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拒絕執行國務院和北京總行的停兌令，並公布五條辦法：一、由股東聯合會推選監察人到行監察，將全行財產負債及發行準備金移交外國律師代為保管，再由外國律師委託宋漢章、張嘉璈二人繼續營業；二、所發鈔票，隨時兌現，不得停付；三、一切本行存款，均屆期立兌；四、政府以後不得提用款項，一切均按普通銀行營業辦理；五、將來商家如遭損失，均由本會向南北政府交涉。宋、張復電政府：「為對持票人負責，無論處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中，願盡一切力量，將庫中現金兌至最後一元，始行停兌」。為預防現銀不足，還與外國銀行訂立了200萬元的透支契約。

  停兌令下達之日，各地交行皆遵命停兌，中行上海分行成為抗命的中流砥柱，門前出現了2000餘人的擠兌大軍，以後逐日遞減，一周後風潮平息。宋漢章、張嘉璈的壯舉保住了銀行信譽，個人也成為業界英雄。

  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派徐恩元任中國銀行總裁，北洋政府對上海分行抗命一事一直耿耿於懷。1916年12月，徐恩元為達到分化離間之目的，提出調張嘉墩任中行重慶分行經理，把上海分行襄理胡穆薌升任副經理。宋漢章認為徐恩元此舉完全是對上海分行的報復，憤而提出辭職，以示反對。

  結果，華商銀行的總裁王姜乘機挖牆腳，把宋漢章和張嘉璈兩人挖了過來，推薦給李默涵。李默涵大喜過望，把王姜狠狠地表揚了一番，然後任命宋漢章作為華商銀行華東大區總經理。而有民國第一理財家美稱的張嘉璈則被留在了督軍府，出任山東省財政廳廳長。

  張嘉璈一上任財政廳廳長，就開始大展拳腳，他首先梳理了一下山東境內的產業情況。

  當時，投資企業的主要有兩部分人，即在職官吏和擁有一定資金的商人或士紳。前者如北洋官僚徐世昌、黎元洪、朱啟鈐等都曾以私人名義，經營山東中興煤礦，獲取巨額利潤。後者如振業火柴廠創辦人叢良弼，原為煙臺貿易商人，他從販運日本火柴活動中萌發了投資設廠的想法，於1913年以實收10萬元的股金開辦了濟南第一家火柴廠。在職官吏投資興辦的企業，多因資金雄厚，生產量大，進而占據某些行業生產和銷售的優勢地位。由商業資本積累轉而投資工業的商人，為解決資金不足問題，常常需要求助於有職權的官吏。

  不過，之前由於李默涵暴風驟雨一樣地把山東掃蕩了一遍，很多抗拒士紳、商人以及北洋舊官僚被鎮壓了，使得山東督軍府的威信和執行力達到了頂點，政令從督軍府發出，可以一直傳達到村一級。有鑑於此，張嘉璈認為山東督軍府可以採用政府集中報價採購和與洋商簽訂大宗購買合同的方法來保證廣大山東商民的利益。

  李默涵看了張嘉璈的建議之後，說道：「這種統購統銷的政策與百姓希望能夠用非常傳統的價低時囤積，價高時再賣出的模式相衝突。」

  張嘉璈說道：「理論上是這樣。但是，按照督軍你的工業建設計劃，我們需要購買大量的機器設備。不擴大出口的利潤，我們哪來的錢？另外，發展紡織業需要大量的棉花和生絲，如果任由農民低價囤積高價拋售，那麼工業還怎麼發展？」

  後世的經驗告訴我們，統購統銷制度正是適應了工業資金積累的需要。在運作過程中，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實現了農業積累向工業領域的轉移。所謂價格剪刀差，就是：採用農產品的國家定價形式，從農民手中低價統購，又對城市居民和工業企業低價統銷，用以維持大工業低工資和低原料成本，提供不斷產生超額工業利潤的條件，最後又通過工業上繳，集中起國家工業化的建設資金。「剪刀差」實際上是一種「暗稅」。農民向國家除了繳「明稅」，即公糧以外，在售農產品的同時，還上交了「暗稅。統購統銷也加劇了城鄉分割，拉大了城鄉差距。正是中國農民「犧牲」，為中國工業建設提供了原始積累，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工業基礎。

  但是，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於農業生產亦是如此。在國家財政支農力度相對不足的情況下，農業自身的積累就顯得尤為重要。剪刀差過大，把農業部門創造的價值轉移過多，農產品價格很低，使商品農產品銷售收入扣除成本後獲利微乎其微，甚至賠本，農業就喪失了自我積累能力。

  農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挫，對農業的生產資料投入能力和熱情隨之降低。而且重工業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其吸納就業的能力差。因此，重工業的優先發展在資本從農業部門大量流出的同時，卻沒有相應帶來農業剩餘勞動力的非農轉移。隨著農業人口和勞動力的自然增長，必然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長期停滯，剩餘產品率趨於下降。惡性循環的結果是農業發展緩慢、國家通過農業部門提供更多積累的希望落空。

  長期的剪刀差政策也對工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輕紡工業大多以農產品為原料。長期以來，由於農產品價格過低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造成輕工業原材料國內供應短缺，只好依賴大量進口，花掉巨額外匯。另外，重工業產品的市場大部分在農村。剪刀差過大，農業自我積累能力差，農民對農用工業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旺，從而極大地限制重工業產品的市場擴大。

  李默涵否定了張嘉璈的建議，他說道：「其實，財政廳並不怎麼缺錢，而且還可以說是很有錢。但是我擔心的是一下子投入過多的資金進入市場，會引起通貨膨脹。」

  張嘉璈想了想，說道：「那麼只有發行公債了。通貨膨脹是物價上漲和貨幣流通量過多，而發行國家債券有利於回收市場過多的貨幣，減少貨幣流通，減少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壓力。」

  張嘉璈繼續說道：「我是寶山人，江浙一帶的地主士紳因為缺乏工業和適合投資的項目，地主和士紳們賺到錢後往往先選擇購置田產，要不然就乾脆把銀子堆在地窖里發霉，我在江蘇時就見過很多家資數百萬卻捨不得拿出來投資的地主和士紳。造成這種情況一來是因為這十幾年來國家動盪，他們都留著錢防身，二來國內缺乏投資項目，尤其是旱澇保收的地主們根本不願意投入有風險的工商行業。三來各國在華濫發貨幣，尤其是日本，通過正金銀行發行了數千萬日元在我國流通，通過貨幣回籠金銀以賺取巨額差價。」

  張嘉璈的建議是以山東的工礦企業和計劃中的鐵路股份作抵押向國內募集公債，用5分的高年息加速回籠這些死錢，預計僅此一項就能回籠大約5000萬左右。此外再發行國家公債，公開向市場出售。

  張嘉璈的話一出口，一旁的宋漢章和王姜就搖頭，王姜「年息五分這個利息太高了，目前各國對華貸款的年息才7分左右，如果公債超過一億，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要五百萬。」

  宋漢章則說道：「這麼做的風險太高了，一旦時局繼續不穩，或者未來經濟增速低於支付利息的速度，那麼國家財政將背負上巨大無比地負擔，極有可能導致財政破產引發劇烈的金融動盪，最終導致整個貨幣體系的崩潰。」

  平行世界裡曰本能從戰前負債17億曰元一舉逆轉還成為資本輸出國，就因為一戰中大發軍火財，加上其趁英法收縮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盤剝中國，將原材料源源不斷轉售歐洲賺取差價。連當時的北洋政府在戰爭期間都創造了經濟年增長13%的奇蹟。李默涵自問，為什麼我自己不能呢？

  不過，其實並不缺錢的李默涵最後還是決定，發行五千萬公債。另外，由財政撥款五千萬，一共一億華商幣投入山東的經濟建設中。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