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有一種果實叫青梅》（求推薦票）

  經過了足足一個星期，這篇長達八萬多字的故事終於要告一段落了。

  筆尖在紙上「唰唰」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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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彧繼續書寫著小說最後的結局：

  「那年的夏天太熱，柏油路都化了。

  我的心也跟著融化了。

  我去醫院看過她，醫生說她得了骨癌，至多還有一個月。

  她瘦得像一張紙，藍裙子空蕩蕩地掛在身上。

  她拉著我的手，說：『方樂，等我病好了，你帶我去上海看海好不好？』

  我說：『好！』

  她笑了，笑容像被太陽曬褪了色的舊照片。

  這是我和她的秘密，誰也不知道。

  葬禮那天，我哭得很傷心。

  過了一年，我遇到了我倆共同的好朋友，良子。

  閒聊過程中，良子說起了正在上海讀書的柳青青。

  我滿臉不可思議，柳青青明明已經死了。

  接著，我好像回憶起來了。

  那天，她穿著那條淺藍色的裙子站在傳達室窗口。

  我當時正在替她剝大白兔奶糖的包裝紙，塑料紙粘在手上，怎麼也甩不掉。

  她看著我，突然說：『方樂，以後別來找我了。』

  我很想表現得像個男人，告訴她我不在乎，告訴她我即將復讀，告訴她我會考上更好的大學。

  但我沒說出來。

  我只是『哦』了一聲。

  她好像愣了一下，大概沒料到我會這麼平靜。然後她轉過身，走得很快，生怕我反悔追上去似的。

  哪有什麼醫院？

  哪有什麼去上海的約定？

  哪有什麼葬禮？

  她沒死。

  她活得好好的，考上了Fudan大學。

  死掉的那個柳青青，是我在那個悶熱的夏天，為了不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徹頭徹尾的笑話，在腦子裡把她埋了罷了。

  我篡改了記憶。

  我提前為她舉辦了一場葬禮。

  或許……這才是事實！」

  畫上最後一個感嘆號，李彧筆尖一頓，長長舒了口氣。

  那股憋在胸口的鬱氣，仿佛隨著墨水滲進了稿紙的纖維里，終於泄了出去。

  可緊接著，一種巨大的空虛感攫住了他。

  方樂的人生結束了。

  一段懵懂的情愫在這個夏天，輕而易舉地無疾而終。

  來不及挽留，來不及道別。

  遺憾和懷念縈繞在心間，讓他怔怔出神。

  但對李彧而言，這種情愫也只是一閃而逝。

  做了一周的夢，幻想成為方樂少年的奇妙旅程，註定在停筆的剎那走到了終點。

  他終究不是前身。

  也終究不是方樂。

  他可以暫時性地全身心投入在自己營造的夢裡，而這個夢在小說畫上句號的剎那，就像美麗的泡沫，終究因為不夠堅固而破碎。

  他盯著那摞厚厚的稿紙，若有所思。

  心中模糊生出一種感覺。

  那就是他的共情能力似乎有了質的飛躍。

  這項能力對作家而言，其實很重要。

  托爾斯泰創作《安娜・卡列尼娜》，就極度依靠頂級的共情能力。

  他曾對妻子、友人坦言：「安娜・卡列尼娜不受我的支配，她自己有生命，她推著我往前走。」

  普通寫手是安排人設、設計劇情，命令角色去完成自己構思好的橋段；當作家共情足夠透徹，吃透了一個人的性格、過往、自尊心、軟肋之後，人物接下來會幹什麼，已經由性格註定，不是作者可以隨便安排的。

  除了共情能力這個天賦外，李彧隨後發現了自己的一大優勢，那就是信息差。

  首先是寫作手法，他掌握了很多後世看起來已經爛大街，如今還非常新穎的寫作手法。

  其次是創意，他腦袋裡面有許多後世的文學作品、電影、電視劇，他是最不缺創意的。

  信息通常能夠影響一個人的成長高度。

  比如，後來的京圈能夠在改開後，快速發展起來，和他們能夠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的信息有很大關係。（海外音像、港台影視劇、搖滾唱片，正規引進數量稀少。對外文化交流、外文書店、駐華外籍人士、留學生、沿海探親帶回來的磁帶錄像帶，絕大多數集中在燕京，其次是廣州、上海這類對外開放的前沿城市。）

  李彧掌握的這些優勢是他異於旁人、讓自己脫穎而出的利器。

  比如：《有一種果實叫做青梅》寫作手法，不是王檬寫過的意識流，記憶隨意識流動；不是張捷寫過的反思，記憶是珍貴的、痛苦的、真實的，主角用記憶控訴時代。而是一種更加現代的東西，是自己篡改自己記憶。

  「記憶不可靠，自述不可信，人很難坦誠面對自我。」

  方樂的記憶被他自己虛構，虛構不是忘卻，是主動把真實事件重寫成讓自己更加舒適的內容。

  心理學上叫「選擇性重構記憶」，文學上叫「記憶的敘事造假」。

  記憶的敘事造假，在這個時空，在1979年的當下，還是頗為新穎，頗為大膽的寫法。

  另一個時空，「不可靠敘述者」的成熟寫法，還要在很後來才會出現：王朔《動物兇猛》（1991年《收穫》）、余樺《在細雨中呼喊》（1991年《收穫》）、格緋《褐色鳥群》（1988年《鐘山》）。

  其中最出名的應該是《動物兇猛》。

  這部小說後來改編成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整部影片採用不可靠的回憶敘事。

  客觀的基礎事件真實存在，但中年馬小軍在回憶的時候，受到青春期自卑、情慾與虛榮心影響，不斷修飾、加工過往的記憶。

  導演姜紋曾說過「人回望青春的時候，記憶天生就會自我欺騙」。

  當然，硬要說熱衷於寫日記的某大佬，開啟了「記憶造假」敘事的先河，也未嘗不可。

  接下來的幾天，李彧把精力都放在了修改上。

  他刪掉了過於直白的橋段，改寫了大篇幅的內容，讓整本小說的層次提升了不少。

  一周後，《有一種果實叫青梅》正式定稿。

  他署上了筆名——「木子」。

  這天傍晚，暑氣稍減。

  李彧把稿紙裝進牛皮紙信封，封好。

  他從校門出來，沿人民路往東，過虹橋南路，再走百十步，就是郵電局。

  郵電局對面是百貨大樓。

  綠漆門面，排隊的人不多。

  排隊輪到他時，營業員眼皮都沒抬：「寄哪兒？」

  「南京，《南京文藝》雜誌社，掛號信。」

  營業員這回抬了下眼皮，從抽屜里拿出一張郵票：一張20分的普16「延安寶塔山」。

  「掛號信，兩角。」

  李彧從口袋裡掏出早就準備好的兩角，遞過去。

  他接過郵票，用唾沫舔濕背膠，端正貼在信封右上角，然後用拇指指腹用力壓實。

  營業員蓋完郵戳，扯下一張紅色的掛號回執單，推到他面前。

  走出郵電局，晚風吹拂著香樟的葉片，發出沙沙的響聲。

  他回頭看了一眼那棟綠色的樓房，心裡那點忐忑奇異地平息了下去。

  第一次，難免有些緊張，他也不例外！

  為了確保第一部小說能夠順利刊登，投稿的《南京文藝》雜誌是他精挑細選的。

  是！

  他一點兒也不嫌棄《收穫》《當代》《十月》《花城》《人民文學》《鐘山》等等。

  可投這些大刊物的都是知名作家。

  甚至都有相熟編輯，李彧自覺做不到余樺那樣大大咧咧。

  即便退稿一卡車仍初心不改，仍舊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

  真要失敗幾次，嘴上說什麼初心不改、屢敗屢戰，其實早就陷入了內耗。

  他不會模仿余樺，因為他永遠做不到余樺那樣。

  他更喜歡不斷地積累小成功，積累足夠了，再去兌現更大的成功，「善戰者無赫赫之功」才是他的人生信條。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