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2章 論戰

  第262章 論戰

  遠處，朱冬潤先生書房的窗口，許成軍靜靜站著，看著樓下那片燈光中攢動的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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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聽不清具體的話，但能感受到那種能量。

  像地殼下的岩漿在奔涌，尋找著出口。

  跟他想像中的80年越發接近。

  但也越不真實。

  這裡有時代最激進最熱血的思想。

  也有依然難以脫離窠臼的屬於過去的東西。

  現代化...

  「先生，」

  他輕聲說，「他們也許比我有勇氣。」

  朱東潤站在他身旁，良久，緩緩道：「因為你戳破的不是一個文學問題，是這一代人心裡憋著的那口氣。」

  「那口氣憋了太久從他們父輩的苦難，到他們自己的迷茫。他們需要的不只是答案，是一個方向，一個能讓自己這腔血熱著灑出去的方向。」

  老人轉頭看著自己的學生，眼神里有欣慰，也有深深的囑託：「成軍，你點燃了火把。現在，火把在他們手裡了。

  97

  樓下，不知誰帶頭唱起了歌。

  不是紅歌，也不是流行曲，是《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起初只是幾個人，接著是幾十人，最後上百個聲音合在一起，在1980年秋夜的復旦園裡迴蕩。

  跑調、破音、各地方言混雜，卻有一股千鈞偉力，仿佛能穿透時光，撞開所有框住思想的枷鎖。

  許成軍閉上眼。

  他想起自己文章里的最後一句話：「這，或許才是我們從拉美文學的命運中，所能汲取的最沉痛也最寶貴的教訓。」

  「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

  許成軍的文章像一塊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漣漪迅速盪開，最先在專業學界激起千層浪。

  京城，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九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小會議室里煙霧繚繞。

  六七個人圍坐在長桌旁，面前攤著最新一期的《讀書》。

  坐在主位的是副所長陳光復——正是他在《文藝研究》上發表《「魔幻現實主義」評介》，最早系統地將馬爾克斯和拉美文學爆炸介紹到中國。

  「大家都看過了。」

  陳光復摘下老花鏡，揉了揉眉心，語氣複雜，「說說看法。」

  沉默持續了約半分鐘。

  研究拉美文學的青年學者王琳第一個開口，聲音裡帶著激動：「陳老師，我認為許成軍同志提了一個我們一直忽略的根本問題！我們介紹魔幻現實主義，重點都在藝術手法、

  敘事技巧，但很少追問：這個標籤是誰貼的？貼標籤的背後是什麼？」

  「小王說得對！」

  接話的是研究西班牙語的資深研究員李敬端，「我在編譯《百年孤獨》選段時就有這種感覺。馬爾克斯本人多次強調自己寫的是拉丁美洲的現實」，可一到我們筆下，重點全成了魔幻」。這中間有落差。」

  但反對意見立刻出現。

  「我不同意這種「文化陰謀論」的解讀。」

  說話的是理論室主任張窘，他以治學嚴謹著稱，「魔幻現實主義」是一個學術概念，就像浪漫主義」自然主義」一樣。許成軍把學術概念政治化，這是危險的傾向。」

  「老張，」

  陳光復緩緩開口，「我最初也是你這個想法。但昨晚我又把馬爾克斯的幾次訪談找出來看。1977年他在《紐約書評》的訪談，1979年在哈瓦那的演講————他確實多次表示，反對用魔幻」來定義拉美現實。」

  他翻開筆記本，念道：「在拉丁美洲，一切皆有可能發生，這就是我們的日常。對你們來說是魔幻，對我們來說是現實。」—一這是馬爾克斯的原話。許成軍抓住了要害：當一種現實被定義為魔幻」時，它的歷史具體性、政治嚴肅性就被消解了。」

  會議室再次沉默。

  「那我們這幾年的工作————」

  王林遲疑道，「是不是方向錯了？」

  「不是方向錯了，是深度不夠。」

  陳光復重新戴上眼鏡，目光掃過在座眾人，「我們做了技術性的譯介，但缺少批判性的反思。許成軍這篇文章，給我們提了個醒：介紹外國文學，不能只是搬運，要有自己的立場和眼光。」

  他頓了頓，做出決定：「這樣，所里下一期《外國文學評論》，組織一個筆談。請幾位同志從不同角度回應許成軍的觀點。記住一不是批判，是對話。我們要把這場討論引向深入。」

  一時間氣氛沉凝。

  陳光復嘆了口氣：「對於外國文學的研究，成軍同志已經走在了我們前面，諸君共勉吧！」

  「共勉！」

  「共勉——

  」

  同日，魔都外國語學院。

  西語系教研室里，氣氛同樣熱烈。

  這裡聚集著全國最早一批研究拉美文學的學者，包括剛剛從墨西哥訪學歸來的副教授段若洲。

  「要向許成軍同志學習！」

  「向他學習！？」

  「他是誰？他有我們西語專業的懂外國文學？？」

  「許成軍不是西語專業的，但他讀懂了馬爾克斯最深的焦慮。」

  段若洲指著文章中的一段，「這裡—當拉美的苦難被包裝成異域風情的文學奇觀時，歷史責任就被美學化了」—這正是馬爾克斯在《拉丁美洲的孤獨》那篇演講里表達的核心！」

  一個年輕講師提出疑問：「可許成軍也沒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啊。不叫魔幻現實主義，叫什麼？怎麼建立我們自己的批評話語？」

  「問題提出來，就是第一步。」

  段若洲說，「記得魯迅當年怎麼說的嗎？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現在許成軍指出了老路的陷阱，新路怎麼走，要靠我們這些人—靠學界、靠創作界一起摸索。」

  他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西班牙語原版的《百年孤獨》：「我建議，系裡組織一個讀書小組，重讀馬爾克斯。但這次，我們換個讀法——不問他怎麼寫」，問他為什麼這麼寫」；不只看技巧，看他技巧背後的歷史創傷和文化抗爭。」

  這個提議得到了熱烈響應。

  1980年秋天，在魔都外國語學院西語系，一個以「重讀拉美文學：從技巧到政治」為主題的讀書會悄然成立。

  後來，從這個讀書會走出了多位重要的拉美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

  就在學界深入討論時，輿論場的交鋒已白熱化。

  許成軍刻意沒有去關注外界的反應，每日圖書館、資料室、顧頡剛小屋三點一線，仿佛回到了數月前那種沉潛的狀態。

  但風暴還是找上了門。

  首先是一封來自京城的信，署名是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

  信中措辭客氣，先是對許成軍在拉美文學方面的見識表示讚賞，隨即話鋒一轉，提出幾點「商榷」：「成軍同志文章中對西方文化霸權的警惕，我深表贊同。但將魔幻現實主義」這一已得到拉美不少作家本人認可、並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廣泛積極影響的文學潮流，完全歸因於西方的標籤化與消費，是否有些絕對和簡單化了？這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低估了拉美作家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和藝術選擇？」

  「此外，文章強調中國現實的獨特性」，呼籲避免簡單模仿，這固然正確。但文學的發展離不開相互影響與借鑑。在改革開放、打開國門的今天，我們是否應該對包括魔幻現實主義」在內的各種外來文學思潮，抱有更開放、更積極的學習心態，而不是預先設防？」

  信的最後，研究員委婉地表示：「年輕人有銳氣是好的，但學術討論宜力求客觀、全面，避免因立場先行而導致判斷偏頗。與君共勉。」

  許成軍看完，笑了笑，將信仔細收好。

  這位研究員的名字他前世有印象，是八十年代系統譯介西方現代文論的重要學者之一，其學術路徑本就偏向於引進與嫁接。

  觀點分歧，再正常不過。

  緊接著，魔都本地的《文匯月刊》也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泉」的評論文章，題為《在借鑑與自立之間—讀許成軍文有感》。

  文章作者顯然深諳文藝理論，從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談到接受美學的「期待視野」，再談到後殖民理論的文化身份。

  言辭理性。

  說實話我們的文學和制度其實很多地方都有蘇聯的影響。

  哪怕到了40年之後。

  這種影響的好壞一時半會也難以說清。

  文章肯定了許成軍對文化自主性的呼籲，但認為其論證「過於倚重文化政治的邏輯，稍顯忽略了文學內部的形式演進規律與審美共性」。

  「魔幻」作為一種藝術手法，其本身具有超越具體地域的審美潛能。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莊子》、《搜神記》、《聊齋志異》，乃至民間傳說、少數民族史詩，早已蘊含豐富的超現實想像傳統。將魔幻現實主義」與中國經驗結合，未必就是模仿」或套用」，也可能是一次激活自身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關鍵在於創作者的主體意識是否清醒、

  藝術轉化是否高明。

  文章最後總結：「許成軍同志的提醒是及時而必要的。它像一劑清醒針，提醒我們在開窗」迎八面來風時，勿忘了腳下站穩的土地。但也不必因噎廢食，將借鑑之路一概視為陷阱。在開放中堅守，在借鑑中創造，或許才是這個時代中國文學應有的姿態。」

  這篇文章寫得更具學理性，態度也更為平和。

  許成軍讀罷，倒是頗受啟發。

  「林泉」的某些觀點，確實點出了他原文中可能存在的、因強調立場而略顯簡化的地方。

  他將這篇文章也仔細收好，覺得這才是健康的學術爭鳴。

  然而，並非所有反應都如此理性。

  幾天後，章培橫陰沉著臉，拿著一本最新出版的《文學評論》走進顧頡剛小屋，往許成軍面前一扔。

  「看看這個！」

  許成軍拿起雜誌，翻到章培橫折角的那一頁。

  十月初，《文藝報》在頭版刊登了一篇長文《關於「魔幻現實主義」討論的幾個原則問題》，署名「仲生」。

  文章措辭嚴厲：「————當前有一種傾向，以批判文化殖民」為名，行排外主義之實。將正常的文學交流、學術概念借鑑上綱上線為文化霸權」，這不利於我們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更不利於營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對待外來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是簡單地貼標籤、扣帽子————」

  文章雖然沒點名，但誰都看得出矛頭直指許成軍。

  按往常，這樣一篇出自權威報刊、帶有定調性質的文章，往往能平息爭論。

  但這一次，情況不同了。

  對於別有用心的觀點許成軍想來不吝於痛擊。

  辯論這個事他頗有心得~

  深得魯迅風骨。

  三天後，《光明日報》在第二版整版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化自覺？—與仲生同志商榷》，署名「許成軍」。

  文章開篇就亮明態度：「仲生同志提醒我們要防止排外主義，用心是好的。但把對文化話語權的反思簡單等同於排外，這本身就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

  接著，許成軍展現了驚人的辯論鋒芒：「仲生同志引用了馬克思主義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我完全贊同。但問題在於：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判斷標準誰定？如果這個標準本身是別人設定的，我們如何保證自己不是在別人的框架里取其精華」？」

  他舉了個生動的例子：「好比一個人去裁縫店做衣服，裁縫拿出一把尺子說：這是國際標準尺。」你用這把尺量了身材，做了衣服，穿上一看一袖子太長，腰身太窄。你抱怨不合身，裁縫卻說：尺子是標準的，是你的身材不標準。」仲生同志，您說這時候，我們是該怪自己身材不好，還是該懷疑那把「國際標準尺」本身就有問題？」

  這個比喻迅速流傳開來。

  北大校園裡，有學生把這段話抄成大字報，標題就叫《我們的身材，誰的尺子？》。

  許成軍繼續追擊：「我從未反對學習外國文學。我反對的是跪著學」——不假思索地接受別人的概念框架、評價體系、敘事模式。魯迅先生早就說過：拿來主義」不是送來主義」，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今天，我們拿來」的時候，腦髓」用了嗎？眼光」放出了嗎？還是別人送」來什麼，我們就接受什麼？」

  文章最後，他寫道：「仲生同志擔心討論會破壞百花齊放」的氛圍。我卻認為，真正的百花齊放」，不是只有一種顏色、一種姿態的花齊放，而是紅黃藍綠、千姿百態的花都能自由生長。如果我們的文學批評只有一種聲音，要麼全盤接受西方話語，要麼被指責為排外—那才是對「雙百方針」最大的背離。」

  「至於新路怎麼走？我也沒有現成答案。但我相信，當越來越多人意識到老路有問題時，新路就會在探索中出現。這條路，可能需要我們這一代人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來走。但第一步，是要有邁出這一步的勇氣和自覺。」

  「與仲生同志共勉。」

  這篇文章一出，輿論譁然。

  支持者拍案叫絕：「這才叫辯論！有理有據，有破有立！」

  反對者則批評「年輕人太狂妄」「不尊重老同志」。

  但更多的人，是被文章中那種清晰的邏輯、淵博的引證和堅定的立場打動了。

  「成軍同志，海納百川，已有大家之相！」

  「成軍啊，我們看著在學術圈成長，沒想到已經有了今天的成績。」

  那個年代，很多人心裡有類似的困惑，但說不清楚。

  許成軍替他們說清楚了。

  最讓人意外的是，十月十五日，《人民日報》在第五版「文藝評論」欄目，轉載了許成軍文章的核心段落，並加了一段簡短的「編者按」：「近期，文藝界圍繞如何借鑑外來文藝理論、如何保持文化主體性等問題展開了有益討論。許成軍同志的文章提出了值得重視的觀點。在對外開放、文化交流日益擴大的今天，如何在虛心學習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同時，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覺，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希望文藝工作者繼續深入探討，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貢獻智慧。」

  雖然措辭謹慎，但明眼人都看出：這是官方對討論的認可，甚至是對許成軍某種程度的支持。

  這也算是許成軍意識形態領域論文的反饋。

  果然，兩天後，更大的站台來了。

  文聯主席周陽，在出席內部頒獎大會時，被記者問到對這場爭論的看法。周陽沉吟片刻，公開表態：「許成軍同志的文章，我看了。年輕人有銳氣，有思考，這是好事。他提出的問題：

  如何在學習外國文藝理論時保持主體性——是一個真問題。我們既不能閉門造車，也不能全盤照搬。這個度怎麼把握，需要文藝界同志在實踐中探索。」

  「我要強調的是，討論要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擺事實、講道理。不同觀點可以交鋒，但目標應該是一致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

  這段話被各大報刊廣泛報導。

  「周陽同志肯定許成軍」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全國文藝界。

  風向，徹底明朗了。

  接下來的半個月，成了紙上的「春秋戰國」。

  《文匯報》刊登了復旦大學教授蔣孔陽的文章《文化借鑑中的主體意識》，支持許成軍的基本觀點。

  《京城文學》發表了青年評論家黃子平的長文《從「魔幻」到「熱現實主義」：一場命名的鬥爭》，將許成軍的觀點與校園裡誕生的「熱現實主義」概念聯繫起來，認為這是「中國年輕一代文化自覺的萌芽」。

  但反對聲音並未消失。

  《紅旗》雜誌內部刊物刊登了一篇措辭嚴厲的批評，指責許成軍的觀點「帶有民族主義情緒」，「可能導向文化封閉」。

  對此，許成軍沒有直接回應。

  但他通過朱東潤先生，給《讀書》編輯部送去了一篇新文章《開放與自覺：不是二選一的選擇題》。

  文章寫道：「有人把開放」和自覺」對立起來，似乎強調自覺就是反對開放。這是誤解。真正的開放，是睜著眼睛走出去，知道自己在看什麼、拿什麼、為什麼拿。閉著眼睛撲出去，那不叫開放，叫盲從。」

  「魯迅在《看鏡有感》里說：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這才是健康的開放心態有自信，有主體，所以敢將彼俘來」，敢自由驅使」。」

  「我們今天，有沒有這份「魄力雄大」的自信？」

  文章最後，他寫下一句後來被廣泛引用的話：「文化上的獨立，不是關起門來稱大王，而是打開門，讓別人進來時，我們知道自己是主人；我們出去時，記得回家的路。」

  這場持續一個多月的論戰，在十月底逐漸平息。

  不是問題解決了，而是討論進入了更紮實、更深入的階段。

  從報刊上的短兵相接，轉向學術期刊的專題研究、大學課堂的系統講授、創作實踐的自覺探索。

  許成軍本人，則再次從公眾視野中淡出。

  他婉拒了所有採訪和演講邀請，回到書齋，繼續他的研究和創作。

  但他播下的種子，已經在整個文化界生根發芽。

  在北大，中文系開設了「文學與文化主體性」專題課；

  在南京大學，成立了「拉美文學與第三世界寫作」研究小組；

  在復旦大學，「熱現實主義創作社」正式成立，第一批成員就達五十多人。

  更重要的是，一種意識被喚醒了：學習外國，不是搬運工式的學習，而是對話者式的學習：借鑑經驗，不是學生抄作業，而是同行之間的相互照亮。

  1980年的深秋，當梧桐葉落盡時，中國文藝界的空氣中，多了一種此前稀有的東西一種清醒的、自覺的、帶著批判眼光的開放意識。

  而這一切，始於一個二十三歲年輕人的一篇萬字長文，一場關於「魔幻現實主義」到底該叫什麼的名字之爭。

  許多年後，文學史家會這樣評價：1980年秋天的這場爭論，是中國當代文藝理論走向自主建構的真正起點。

  從那以後，「西方標準」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國視角」成為嚴肅的學術命題。

  而在當時，身處漩渦中心的許成軍，正坐在朱東潤先生的書房裡，整理讀者來信。

  桌上堆著幾百封信，來自全國各地，有大學生、工人、教師、文藝工作者，甚至還有幾位監獄裡的犯人。

  一封來自寧夏的信引起他的注意。

  寫信人是個中學語文教師，字跡工整：「許成軍同志：我在偏遠的西北小城教書，這裡連《讀書》雜誌都要晚半個月才能看到。但您的文章，我和同事們手抄傳閱。您說得對，我們不能總用別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雖然我不知道新路具體怎麼走，但我知道，從今天起，我在課堂上講《包身工》《荷花澱》時，會多一份底氣——這是中國的故事，該用中國的眼光來講。」

  許成軍放下信，望向窗外。

  深秋的天空高遠湛藍，一群鴿子飛過，鴿哨聲悠長。

  而剛消停了沒幾天。

  不知怎的，輿論風氣又忽而一變。

  一時間，各種報刊上再次硝煙瀰漫，一場圍繞拉美文學闡釋權的「文化戰爭」全面爆發。

  第一輪猛攻來自學術權威。

  10月25日，《文學評論》刊發了南京大學教授趙銳的長文《警惕文化民粹主義傾向評許成軍同志的幾個觀點》。

  趙教授是國內研究西方浪漫主義的權威，文章旁徵博引，氣勢逼人：「許成軍同志以文化自覺」為名，實則販賣一種危險的文化相對主義————他否定魔幻現實主義」這一國際通行的學術概念，試圖用情緒化的熱現實主義」取而代之，這是對學術規範的公然蔑視！」

  「更危險的是，他將文學批評政治化、民族主義化。按照他的邏輯，是否所有外來理論都成了文化殖民的工具」？那我們要不要否定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西方理論」？這種思維一旦蔓延，將把我們重新拖回閉關鎖國的老路！」

  文章最後，趙教授語重心長地寫道：「年輕人有熱血是好的，但學術需要冷頭腦。建議許成軍同志多讀幾本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先搞清楚什麼是文學的內部研究」，再來談宏大命題。」

  幾乎同時，《外國文藝》刊登了外文所研究員柳名九的訪談。

  柳先生以研究法國文學著稱，說話綿里藏針：「我理解許成軍同志的擔憂，但可能他不太了解國際學術界的共識。魔幻現實主義」作為一個術語，最早是德國藝術評論家弗朗茨·羅在1925年提出的，後來被用到文學領域。這本身就是一個跨文化的產物，怎麼就成了「西方霸權」的象徵？」

  「至於馬爾克斯本人反感這個標籤—作家反感批評家貼標籤，這在文學史上太常見了。福樓拜還說過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呢，我們能因此否定現實主義」這個概念嗎？

  學術概念一旦形成，就有其獨立的生命。」

  訪談最後，柳名九淡淡地補充了一句：「年輕同志有闖勁是好事，但做學問還是要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忙著把巨人推倒。」

  第二輪攻擊更具政治殺傷力。

  10月28日，《紅旗》雜誌內部文稿流出（後以讀者來信形式摘登於《文藝報》），標題觸目驚心：《「文化排外」還是「文化自信」？——評一種危險傾向》。

  文章雖未點名，但字字針對許成軍：「————有人以反文化殖民」為名，行排外主義之實；以強調主體性」為幌子，否定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原理————這種傾向表面上很愛國，實則背離了列寧關於兩種民族文化」的學說，背離了***同志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

  更狠的是下面這段：「特別需要警惕的是，這種論調很容易與極z思潮合流。回想一下，嘩嘩期間不就是以反帝反修」為名，把一切外來文化都打成封資修」嗎？歷史的教訓值得深思。」

  第三輪則來自創作界內部的質疑。

  著名作家劉芯武在《京城晚報》上發表短文《尺子與鏡子》，語氣溫和但問題尖銳：「許成軍同志提出了一個好問題：我們是否在用別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但我想問：如果我們連尺子都懷疑，又怎麼知道自己身材的好壞？文學需要鏡子，也需要尺子。

  外來理論固然可能有偏見，但完全拒絕尺度，是否會陷入自家孩兒自家夸」的狹隘？」

  「至於熱現實主義」熱情是創作的動力，但熱情不能代替方法。魯迅先生寫《阿Q正傳》時滿腔悲憤，但他用的是嚴謹的現實主義方法，不是單憑一腔熱血。」

  措辭不算強烈，但是這味道，確實是老劉乾的出來的。

  面對這波立體化的圍攻，文壇都在觀望：許成軍會如何應對？

  沉默一周後，11月5日，《光明日報》用整整兩個版面刊登了許成軍的回應長文：

  《尺子的政治：答諸同志問》。

  文章開頭就不同凡響：「近日拜讀諸同志批評文章，受益匪淺。批評是思想的磨刀石，我深表感謝。但感謝之餘，有些話不得不說一因為諸同志的批評，恰恰證明了我的核心論點：我們太習慣於在別人設定的框架里思考了。」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