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文壇公案

  第260章 文壇公案

  1980年的中國文壇，冰面乍裂，春水湍急。

  新生的力量破土而出，舊日的積怨與沉疴，也隨著政治氛圍的鬆動，重新浮出歷史的水面。

  就在不久前的《詩刊》1980年第3期上，76歲的仃靈發表了《也頻與革命》一文，借紀念丈夫胡也頻犧牲五十周年之機，言辭激烈地抨擊了78歲的沈崇文及其舊作《記仃靈》。

  這篇回憶散文寫於1934年，當時仃靈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後生死不明，沈崇文悲憤之下著文悼念友人兼施輿論壓力。

  然而，近半個世紀後，當仃靈從日本友人處獲贈該書的日文版，讀到其中關於他們在1929年上海薩坡賽路204號合租生活的細節描寫時。

  仃靈勃然大怒。

  在文章中憤憤發聲！

  稱沈崇文的《紀仃靈》是「一部編得很拙劣的小說」」「胡言亂語」「純屬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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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沈崇文對她與胡也頻的革命關係「毫無顧忌，信筆編撰」！

  根源是啥呢？

  老沈在《記仃靈》中有仃靈三人「同住」的描寫，暗示「三人行」關係；

  而沈崇文堅稱書中所述為事實，且無惡意。

  這幾乎是1980年文壇最大的公案了！

  《讀書》雜誌編輯部。

  沈昶文拿著那本《詩刊》，對著同事董鏽玉搖頭苦笑：「《記仃靈》都是多少年前的老黃曆了，當時崇文先生也是一片好心，以為仃靈同志真的犧牲了，寫篇文章既是紀念，也是吶喊。誰能想到————」

  董鏽玉正整理著讀者來信，頭也不抬地接話：「昶文同志，你這想法可有點簡單。好心歸好心，筆下涉及女同志的名節與早年私誼，幾十年後被人讀到，感到被歪曲、被冒犯，不是很正常嗎？將心比心，要是有人這麼寫你，你樂意？」

  她頓了頓，語氣更犀利了些，「我看啊，你這還是典型的大男子主義，覺得人家女同志不該小題大做。」

  沈昶文被噎了一下，訕訕地放下雜誌。

  這年頭女權真女權，能頂半邊天，這是教員說的。

  不過要說靈平生最崇拜的也是教員。

  「難道崇文先生是空穴來風？」

  「那都半個世紀前的事了，如何能考證？」董鏽玉撇撇嘴。

  「哦....」

  仃靈的文學才華和革命資歷他佩服，但是在私生活上，是一個前衛的人。

  在生活上，也確是一個自我的人，從子女上學上就可見一斑。

  相比之下，他私下裡覺得，那位自稱「鄉下人」、近年來愈發沉默寡言、只埋頭研究古代服飾的沈崇文先生，或許在記述往事時更貼近他認知中的「老實」。

  可這話，確實不適合跟女同志深辯。

  他搖搖頭，把紛雜的文人舊怨暫拋腦後，面前還有堆積如山的稿件需要處理。

  《讀書》雜誌自1979年創刊，定位於「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刊物」，旨在為知識分子、文化界人士和大學生提供一個解放思想、探討學理、碰撞觀點的平台。

  這定位讓他們享有極高的聲譽和期待，但也帶來了巨大的審稿壓力。

  來稿質量參差不齊，觀點五花八門，既要保持思想鋒芒，又需把握敏感分寸，沈昶文常感頭疼。

  正當他對著幾篇觀點陳舊或邏輯混亂的稿子皺眉時，主編范用踱步過來，一眼瞥見他桌上攤開的《詩刊》，打趣道：「喲，昶文，工作時間也研究起這文壇桃色舊聞」了？」

  沈昶文連忙解釋：「范公，您可別取笑我，我這是————了解一下文壇動態，主要還得看詩嘛！」

  范用笑了笑，不再玩笑，神色認真起來，將手裡幾頁稿紙輕輕放在沈昶文桌上：「正好，有篇稿子，你看看。復旦朱東潤朱老先生親自遞過來的，他那個學生的文章。我初讀了一遍，覺著————很好，非常好，鋒利，有見地，完全符合咱們讀書無禁區」、鼓勵真思考的創刊想法。但問題也在這兒，觀點太尖銳，像一把手術刀，直插到某些我們習以為常、甚至賴以安身立命的認知根基里去了。發表出去，動靜小不了。」

  一聽是朱東潤先生推薦，又讓范用如此評價，沈昶文立刻提起了精神。

  《讀書》能迅速打開局面，離不開與京滬兩地高校尤其是復旦這樣學術重鎮的密切聯繫。

  他拿起稿紙，標題是《從魔幻現實主義中看中國》，作者：許成軍。

  這個名字他當然不陌生。

  近半年文壇風頭最勁的青年，日本載譽歸來，巨額稿費捐贈鬧得沸沸揚揚，沒想到筆下還有這等文章。

  他沉下心，讀了起來。

  起初，目光是編輯審稿時的冷靜審視，但很快，速度就慢了下來，眉頭時而緊蹙，時而舒展。

  讀到關於聯合果品公司在拉美的掠奪、關於1928年哥倫比亞香蕉種植園大屠殺與《百年孤獨》中「兩百節車廂屍體」意象的聯繫時，他的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敲了敲。

  這些史料是否杜撰，他暫時還不清楚。

  但是如此直接地寫出來，並得到朱老先生的推薦。

  想來也不會作偽。

  但如此赤裸、如此具體地被嵌入文學批評的框架，並直指西方話語的遮蔽性，在國內評論中實屬罕見。

  文章的後半部分，矛頭轉向自身，提出了那個令人脊背發涼的問題：如果拉美的血淚可以被「魔幻化」消費，那麼中國的苦難與抗爭，是否也會面臨同樣被異化、被抽空歷史具體性的命運？

  最後關於「文化定義權」、「敘事權」和「集體性失語」的疾呼，更像一記重錘，敲在沈昶文的心上。

  辦公室里只剩下紙張翻動的沙沙聲和偶爾傳來的遠處電車鈴響。

  沈昶文讀完，長長吁了一口氣，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樑。

  「看完了？」范用一直坐在對面，觀察著他的反應。

  「看完了。」

  沈昶文將稿紙理齊，沉吟著，「范公，這篇文章————力道十足。它不是在爭論魔幻現實主義」這個手法好不好、該不該學，而是直接掀了桌子，問我們：為什麼我們總是不自覺地用別人的桌子吃飯，用別人的杯子喝水，用別人的概念來消化自己乃至他人的血肉？」

  「說到點子上了。」

  范用身體前傾，目光灼灼，「這才是它最值錢的地方。現在文壇，包括咱們收到的很多稿子，談借鑑、談創新、談現代派，大多還是在術」的層面打轉，糾結於技巧、形式、流派歸屬。

  但這篇文章，跳到了道」的層面，談的是文化主體性，是話語權，是文明在思想上的獨立生存權。它把拉美的文學現象，變成了一面照向我們自己的鏡子。」

  沈昶文點頭，又指出問題：「但是，正因為它戳到了根本，也最危險。尤其是把西方對拉美的文化解讀，直接類比為可能對中國歷史的解讀，這個聯想太敏感。還有，對魔幻現實主義標籤的批判，幾乎是在挑戰當前文學界一股不小的崇新熱潮。發表出來，怕是要捅馬蜂窩，罵聲不會少。」

  「罵聲？」

  范用笑了，神采飛揚，「昶文，咱們辦《讀書》，怕過罵聲嗎？讀書無禁區」，這句話不是貼在牆上好看的。有爭議，才說明文章有價值，戳中了要害。」

  范用是個聰明人，也是從抗戰時期過來的，一生跟書打交道。

  他最善下注，也最擅長在書堆里看外面的風風雨雨。

  他曾有「三多先生」之稱，即「書多，酒多，朋友多」。

  夏衍曾說：「范用哪裡是在開書店啊，他是在交朋友。」

  他住過的東總布胡同小院，曾是文化界人士交流的交通樞紐，汪曾祺、楊憲益、等人常聚於此。

  最出名的成績是莫過於策劃出版巴金的《隨想錄》、陳白塵的《牛棚日記》、《傅雷家書》等重要作品。

  他指了指稿子：「你看，他沒有全盤否定拉美文學的價值，也沒有簡單排斥西方理論，他批判的是一種不自覺的依附和安全的消費心態。這個立論，是站得住腳的。我們需要這樣的聲音，來給眼下熱得有點發昏的借鑑潮潑潑冷水，讓大家的思考能沉下去，深一點。」

  沈昶文再次瀏覽稿件，目光停留在最後幾行：「奪回對真實世界的定義權與敘事權」————這話說得重，也說得准。范公，我同意發表。不過，是不是需要在某些措辭上稍作修飾，讓批判的指向更集中於文化認知範式」問題本身，避免被簡單理解為排外或政治指控？比如，強調這是學術討論、思想爭鳴。」

  「嗯，這個建議好。」

  范用讚許道，「可以給作者提些修改建議，但要以尊重原意和銳氣為前提。朱先生推薦來，想必也是信任我們的眼光和操守。這樣，昶文，你親自跟這位許成軍同志聯繫一下，約他來談談，或者通信具體溝通修改意見。我們要讓這篇文章，以最有力、同時也最穩妥的方式面世。」

  沈昶文點點頭。

  「這許成軍倒是多頭鑽，文學界、思想界、評論界，基本讓他占了個全，有點胡適之年輕時候的意思。」

  吳永下意識皺眉，卻又莞爾。

  年輕的胡適之揮斥方道，才華躍然紙上，報國熱情高漲，可不是這個模樣？

  「放心吧，現在的環境出不了胡適之，倒是出個錢鍾書差不多。」

  《讀書》雜誌的邀約是朱先生推薦的，他的原話是：「對西方話語霸權的剖析、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呼喚，與眼下《讀書》上關於西學」、啟蒙」、文化反思」的討論正相契合，甚至能帶出一股新的思考風氣。」

  許成軍自然欣然應允。

  接到沈昶文的電話後，許成軍去了趟《讀書》雜誌社。

  在一間堆滿稿紙和校樣的辦公室里，他與沈昶文聊了整整一個下午。

  沈昶文說話慢條斯理，眼神卻敏銳，他建議將原本較為學究氣的標題《從「魔幻現實主義」看中國文學》改為更鮮明、更富對話感的—《「魔幻現實主義」的背後：拉丁美洲現實與中國文學的鏡鑒》。

  「這個標題更「破題」，也更容易引起普通知識讀者的共鳴。」

  沈昶文推了推眼鏡，「成軍，你這篇文章寫得狠，也寫得准。不過有些地方語氣可以再收一收，咱們擺事實、講道理，效果反而更紮實。」

  許成軍虛心接受，兩人逐段推敲，修改結束時已是傍晚。

  吳永正好在社裡，聽說許成軍在，便抽空過來見了一面。

  他言辭親切，聽說許成軍與汪曾祺是忘年交，更是笑著拉住他的手：「汪老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以後常來坐坐，《讀書》歡迎你這樣有銳氣、有見地的年輕人。」

  許成軍連道「不敢」，卻著實有些受寵若驚。

  吳永過去接觸的都什麼人啊？

  我許成軍也上桌吃飯了是吧？

  回去的路上，他在街邊報刊亭順手買了本新出的《詩刊》，翻到仃靈那篇略帶火氣的隨筆，讀罷只是笑了笑。

  八十年代文壇百花齊放，文人之間借著刊物陣地相互辯難、甚或攻訐，早已是常事。

  幾十年的風雨曲折，的確扭曲了不少人的心性與文筆。

  至於要站在哪一邊，他並無切身之痛，也無宿怨舊債，只當是觀察一段鮮活的歷史性情，當八卦聽聽也就罷了。

  不過話說回來，民國走來的那批女性文人，倒真是個個性格鮮明，筆下各有山河。

  八卦一個比一個多。

  仃靈最具傳奇色彩的戀情，要數她與馮雪峰的感情糾葛，仃靈與胡也頻在一起時，結識了馮峰，馮雪峰的才華和氣度深深吸引了她，仃靈很快便陷入了熱戀，在那個年代，仃靈竟然提出個驚世駭俗的建議：三人同居。

  當然這只是仃靈個性鮮明的一部分。

  不過仃靈的一生大抵是幸福的，到了臨終時，還有陳明愛著他，在生命地最後一刻，她對陳明說：「最後親親我，抱抱我。」

  與前衛的仃靈、斷情絕愛的張愛靈、「嬌妻」楊降、眾星捧月的林徽音這些人相比。

  蕭虹就顯得命苦一些。

  美貌沒了、男人就散了的陸小曼晚年也淒涼一些。

  民國多妖孽，名不虛傳。

  一晃半個月過去。

  這期間，他抽空與作家出版社的編輯初步接洽，談妥了《我在暖昧的日本》的出版事宜。

  以他如今的名聲和市場號召力，流程推進得還算順利，但涉及這類題材，社裡也不免有些謹慎的興奮。

  負責的編輯老李，是個頭髮花白、說話卻中氣十足的老出版人。

  他看完書稿大綱和部分章節後，用力拍了下桌子：「成軍同志，你這書，寫得好！膽子大，眼光毒，不是一般的遊記見聞，這是給日本社會做解剖啊！菊與刀」、泡沫與骸骨」、「民主的盆景」————這幾個章節標題就抓人！」

  但他隨即壓低了聲音，身子往前湊了湊：「不過，有些話————說得是不是太直了些？

  尤其是對日本戰後民主制度的分析，還有對歷史暖昧性的批評————咱們現在畢竟講求中日友好，這類敏感話題，會不會————」

  許成軍明白他的顧慮。

  八十年代初，中日關係正值蜜月期，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官方基調以友好合作為主。

  一本由中國作家撰寫的、深度批判日本社會內在矛盾的書，無疑是一把雙刃劍。

  它可能因題材新穎、觀點犀利而引發轟動，也可能因「不夠友好」或「調子灰暗」而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但他說了不算。

  十月初，《讀書》新一期出刊。

  許成軍那篇《「魔幻現實主義」的背後：拉丁美洲現實與中國文學的鏡鑒》赫然在列C

  文章甫一發表，便「轟」地一聲，在原本就熱議紛紛的文壇與知識界，炸響了一枚深水炸彈。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