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故事的最後(「敦煌系列」終章)
番外 故事的最後（「敦煌系列」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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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暑假裡的一天，來自長福三中的張潮和同學們走進敦煌博物館前，對敦煌的認識還只有三樣：飛天、經卷和沙子。
飛天印在旅遊手冊、明信片和礦泉水瓶的包裝上；沙子則無孔不入，鞋裡有，褲腳上有，最可惡的是連領子裡都有。
現在，他們來看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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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先把隨身聽收起來。」帶隊的語文老師張婷，「今天看完要寫參觀感想，參加『傳統文化在我身邊』徵文大賽的選拔要用。」
劉旭陽在隊伍當中小聲地抱怨：「去哪兒不是寫，非要來這裡嗎？快熱死了！在家看下紀錄片也就行了嗎？」
學生們小聲地笑了起來，張潮也跟著笑了一聲，他對這裡其實也沒有多少興趣，畢竟在電視裡看得太多了。
上午在莫高窟，他們只能跟著規定路線看幾個開放洞窟，窟內不許照相，北區更是遠遠隔在警戒線外。
現在進了博物館，他最先感到滿意的是裡面有冷氣，不用再被烤得和羊肉串一樣了。
負責講解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講解員，姓馬，聽說祖上曾經帶過那個外國人來過這裡。
她把一群學生帶到第一座展櫃前，沒有先講那些宏大的佛經，而是指著櫃中一張顏色發黃、字跡歪歪扭扭的紙。
「先猜猜這是什麼。」
「帳本？」
「情書？」
「檢討書！」
講解員笑了：「差得不遠——這是一千多年前一個學生的習字本，旁邊還有九九乘法表。」
玻璃下面的紙上，一排字寫得端正，下一排便有些鬆散，有些洇開得墨團把兩個字糊在了一起。
張潮湊近看了看，覺得它倒是和自己抽屜里那本寫到後面便越來越潦草的練習冊很像，可以看出寫字者心裡的不耐煩。
「敦煌經卷既然叫經卷，這裡面不應該都是經書嗎？」來自文科重點班的蘭婷好奇地問。
「這是誤會。這裡確實有大量佛經，但也有官府文書、戶籍、借糧契約、帳本、醫方、星圖、樂譜、書信和小孩子的作業。
它們的年代從4世紀延續到11世紀，使用的文字接近20種，由官員、商人、小吏、百姓、僧人……無數種身份的人共同寫成。
皇帝做了什麼，正史里可能有；但一個敦煌人乾旱時借了幾斗麥子、一個孩子哪天挨先生罰抄，只有這些紙能告訴我們。」
龐雲又看了一眼那張習字紙，嫌棄地說：「這個學生的字寫得真醜！」
「所以你寫作業要認真一點。」張婷老師一本正經地說，「說不定一千年以後也有人隔著玻璃這樣說你的作業。」
學生們都被逗得笑了起來。
下一座展櫃裡是《金剛經》的複製品，卷子被全部展開，接近5米長，前端印著佛陀說法圖，末尾有一行題記。
講解員讓他們看日期：「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換算成公曆是868年5月11日。王玠為了給父母祈福，出資印造，普施天下。
這是目前所知最早有明確日期的完整的印刷書籍！」
「比歐洲早多少年？」張潮問。
「如果你們想到的是古登堡，早了將近600年。它證明9世紀，中國已經可以把雕版、插圖、長卷裝幀這些技術完美結合起來。」
張潮心想原來展櫃裡最有名的一張紙，並不是皇帝下令印的，只是一個叫王玠的人想替父母做一件好事——時間果然很公平！
星圖前面圍的人更多，12幅長方形的星圖依次排列，末尾還有一幅北天極附近的圓圖。
投影儀把其中一段放大到牆上，紅、黑兩色的小圓點密密麻麻。
「這裡一共標出了1300多顆星星。」講解員說，「研究人員根據避諱字、書體和天象資料，判斷抄繪年代大約在7世紀後半葉。
法國天文學家、中國文獻專家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把星位輸入計算機，發現多數星點與實際位置的誤差只有幾度。」
和張潮同班的音樂才女宋詩語抬頭數了一陣：「沒有望遠鏡，他們怎麼畫的？」
「一代代觀測、記錄，再把不同緯度能看到的星象匯總起來。這可能是正式星圖的副本，也可能是觀星使隨身使用的記錄本。
敦煌文獻有趣就在這裡——它既給了你一個答案，但也會順手再留下幾個問題。」
樂譜展櫃旁邊放著三副耳機，宋詩語戴上一副，聽了十幾秒便皺起眉頭。
「怎麼同一首曲子有三種演繹方式，聽起來還完全不同，幾乎像三首曲子了？」
講解員有些驚訝：「你聽出來了？那是因為敦煌琵琶譜只留下了指法譜，沒有把節奏、速度和輕重的要求完整展現。
中國、日本和法國的研究小組各自復原，誰也說服不了誰。2000年的世界敦煌學大會上，為這個問題爭論了兩天。」
「那到底哪一種是真的？」
「也許都不是真的。」講解員說，「也許都是真的。畢竟是失傳了1000年的聲音，我們今天能聽到就是一種幸運了。」
經過契約文書區時，學霸申明一眼就認出了「一別兩寬，各生歡喜」這兩行字，立刻招呼其他人來看。
講解員告訴他們，這是一份「放妻書」的程式範本，能證明唐五代的婚姻都相對自由，夫妻可以合法離婚。
旁邊還陳列著一位尼姑臨終處分財物的遺囑、寺院借貸糧食的帳目和邊軍領取衣糧的名冊。
學生們熟悉的那些歷史與常識，在這一排排玻璃櫃裡漸漸變得陌生起來。
律令說僧尼應當捨棄私產，遺囑里卻有土地和牲畜；詩里寫著邊塞月色多美，名冊上卻記著某個士兵多領了一匹布挨打。
張潮原以為古代只剩下書本上那些大人物的事跡和語錄，原來普通人的爭吵、欠帳和錯別字，也能在沙漠裡活過一千年。
展廳盡頭擺著一排笨重的顯像管電腦，屏幕上是「國際敦煌文獻總庫」。
講解員說，全部文獻已經完成了數字編號和第一輪掃描，但釋讀出來的還不到一半，殘片每天都在綴合，目錄也在每年修訂。
「學界有一句玩笑，敦煌學是『一張紙出一個博士』。在別的專業，是博士生找課題；在敦煌，是數不清的課題等著人來做。」
電腦旁的世界地圖上還插著一圈小國旗，法國、英國、俄羅斯、印度……不少國旗下面都寫著「理事國」或「成員國」三個紅色大字。
而格外惹人注目的是，美國國旗下面是一塊灰色牌子，寫著「觀察員」三個小字。
龐雲看了半天，好奇地問：「美國這麼強大，它怎麼不是『成員國』或者『理事國』？」
講解員說：「要想取得『成員國』或者『理事國』的資格，不僅對敦煌研究要有貢獻，還要要簽署《敦煌憲章》，承認所有經卷自始屬於中國。
外國有些博物館還藏有一些其他窟的散卷，我們也要求必須公開相關收藏的來源，接受統一編號，並向敦煌提交完整影像。
美國學者可以來敦煌研究，也可以參加課題組；但美國政府一直沒被接受成為理事國，所以他們沒有表決權，只能『觀察』。」
「他們為什麼沒有被接受成為理事國？」
講解員指了指前面：「最後一個展廳，就是答案。」
展廳門楣上只有八個字：【索雷爾家族紀念館】
展廳中央是一座近20米長的敦煌沙盤——莫高窟、鳴沙山、月牙泉、戈壁、舊驛道，全用深淺不同的沙礫和石塊塑了出來。
天花板上的燈光在緩慢移動，沙盤上的光景也不斷從清晨的灰黃變成傍晚的暗紅色。
牌子上寫著：
【本沙盤所用黃沙，1902年由萊昂納爾；索雷爾從敦煌運往紐約；1988年紐約保險庫開啟後，經司法移交全部送還中國。】
「還真是那些沙子？」龐雲趴在圍欄上問。
「四百二十二箱，一箱不少。」講解員說，「木箱保存在後面的庫房裡，裡面的沙子經過清理和檢測以後，都用在了這裡。」
沙盤側面有一隻恆溫展櫃，裡面鋪著一塊已經發褐的布，正面寫著：
【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
背面則是：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這是罵美國人的？」張潮問，「法國人和美國人不是一直是盟友嗎？」
「法國人是法國人，但索雷爾先生不一樣，」講解員說，「他罵的是那些想強行打開保險庫，自以為有權占有經卷的任何人。」
蘭婷問：「他為什麼非要把沙子運去美國？把經卷藏好不就行了？」
「如果什麼也沒有運走，那外國的探險隊還會繼續在敦煌尋找這些寶貝，遲早有一天，他們會發現藏在第十七窟里的秘密。
所以索雷爾先生才組織了大駝隊，當著許多人的面裝滿幾百隻箱子，又留下運輸單、入境記錄和一座從不開放的地下保險庫。
這樣，全世界才會相信敦煌的寶貝都已經被他搬空了，此後八十多年，除了一些對壁畫感興趣的人之外，很少有人來這裡。」
掛在牆上的電視正在循環播放1988年的紀錄片。
畫面里，美國探員撬開第一隻箱子，黃沙從木板縫裡流出來；第二箱還是沙，第三箱也是……
一個美國歷史學家在乾枯的駱駝糞前面臉色慘白，另一個則失態地大吼大叫。
緊接著，畫面切到莫高窟北區——
年邁的麗雅；索雷爾拄著手杖，拿著祖父留下的圖紙和特斯拉製造的信號器，停在一座不起眼的洞窟前；
青磚牆被敲開，油氈下是一箱箱經卷，一條布幅從高處垂下來，上面寫著：「俺老孫去也！」
同學們剛笑起來，紀錄片又換了一個鏡頭——
麗雅；索雷爾坐在運送黃沙的木箱旁邊，對記者說：「我爺爺說過，要我把他從敦煌帶來的沙子都一粒不剩地還給中國；
以前，我一直以為那是他的修辭手法而已……」
……
離開展廳前，張潮回頭看了一眼，燈光剛好越過沙盤上的鳴沙山，莫高窟那一列細小的洞口依次亮了起來。
真正的經卷並不在這個博物館裡，它們保存在幾公里外的專用庫房中；北區那座密窟也已經重新封閉。
遊客看到的是複製品，世界各國看到的是數字影像，只有需要核對原件的研究者，才會在嚴格審批後進入庫房。
東西必須留在敦煌，學問卻要走向世界，這是1990年第一屆世界敦煌學大會定下的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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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酒店以後，張潮一進門便打開電視，想找體育新聞看。
屏幕亮起時，電視台的播音員正在念一條國際消息：
「昨日，美國代表團再次向世界敦煌學大會常設理事會提出申請，要求由觀察員轉為正式成員國。申請未獲得章程規定的三分之二多數，依舊被投票否決。
大會秘書處表示，美國學者現有的研究與參會權利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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