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3章 歷史的晨昏線

  第583章 歷史的晨昏線

  芭芭拉與韓易最終並沒有進入莎士比亞書店。周末店內堆滿了顧客，從窗外向內看去，裡面的購書者連轉個身都難，二人自然也就打消了去湊熱鬧的念頭。

  

  而且，在紐約的阿爾戈西，韓易已經買了不少珍奇圖書，對於莎士比亞書店這樣的地方，暫時沒有什麼探索的欲望。

  於是，芭芭拉領著韓易在書店前左轉，進入了一條僻靜的小巷。這裡是拉丁區的邊緣，坐落於此的，是一片名叫勒內-維維亞尼廣場社區公園，據芭芭拉介紹，這裡的長椅，是欣賞巴黎聖母院全景的最佳觀景位。而廣場南側，則是一座看上去不算特別破舊，但相較於巴黎城內的其他地標來說，過於簡樸的教堂。

  這個教堂，有個跟它的外貌很是相符的名字：窮人聖朱利安教堂。

  雖然史學界對這座教堂究竟奉獻給哪位朱利安還有爭論，但教堂自我標榜的精神身份，和巴黎民間幾個世紀以來的傳說，都無可辯駁地指向了最著名的那一位朱利安——款待者朱利安。

  款待者朱利安的傳說，在中世紀通過《黃金傳說》等作品廣為流傳，是一個關於罪與贖的經典故事，充滿了戲劇性的悲歡離合和深刻的神學象徵。傳說的核心，是一個類似於俄狄浦斯的預言。朱利安出生於一個富有的貴族家庭，在他出生當晚，一個預言顯示，他有朝一日將殺死自己的父母。朱利安對這個想法感到萬分驚恐，為了避免命運的實現，他秘密地逃離了家園，遠走他鄉。後來的他功成名就，娶了一位富有的妻子。

  但無論他如何逃避，悲劇還是在多年後降臨了。朱利安年邁的父母一直在尋找他們失散的兒子，最終找到了他的城堡。當時朱利安正在外面打獵，他善良的妻子熱情地接待了公婆，並不知道他們的身份，只是出於好客的精神，將自己的床讓給了這兩位疲憊的旅行者休息。

  此時，魔鬼介入了。魔鬼找到朱利安，欺騙他，讓他相信他的妻子不忠，正和一個情人躺在他的床上私通。在嫉妒與盛怒的驅使下，朱利安沖回家中，拔出劍，在沒有看清的情況下，殺死了床上睡著的兩個人。就在他以為自己完成了復仇時，他遇到了剛從教堂晨禱回來的妻子。

  在這一刻，朱利安意識到自己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預言成真了，他殺死了自己的父母。

  朱利安極度悲痛，發誓要用餘生進行懺悔，為自己的罪行贖罪。他的好妻子非但沒有拋棄他，反而鼓勵他信靠上帝，並選擇與他一同踏上懺悔之路。

  他們夫婦二人放棄了所有財富，來到一條水流湍急，經常有人溺亡的危險大河旁。他們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收容所，照顧窮人和病人。

  此外，朱利安還承擔起渡船人的角色，免費將旅行者，包括參加十字軍東征的朝聖者，渡過這條河。

  傳說的高潮，發生在一個寒冷的冬夜，朱利安聽到河對岸有微弱的呼救聲，他不顧風暴，划船過去，發現了一個快要凍死的麻風病人。

  在那個時代，麻風病人是被社會徹底遺棄的不潔者。但朱利安卻將他帶回小屋，給他食物，為他取暖。眼看麻風病人即將死去，朱利安更是做出了最終極的慈善行為。

  他將這個最卑賤者，安置在了他自己的床上。

  在那一刻，麻風病人顯露了真身——他即是耶穌基督。

  他宣布，朱利安的懺悔已被上帝接受，罪孽已然得到寬恕。

  基於這個廣為流傳的傳說，朱利安的主保範圍清晰地建立起來。他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旅行者、渡船人、旅店老闆和招待者的主保聖人。他的庇護範圍還延伸到馬戲團表演者、小丑、雜耍者和流浪音樂家，因為他們在中世紀同樣是四處流浪的旅行者。

  而窮人聖朱利安教堂，從公元六世紀建立伊始，便是以款待和收容為原始使命的。主要是為當時前來巴黎的旅行者，和失去房屋的窮人提供庇護。而教堂本身謙遜到有些寒酸的外表，也與聖朱利安的精神不謀而合。

  如果將視角縮放得更宏大一些，那麼我們幾乎可以說，窮人聖朱利安教堂，和它建成後的命運，就是中世紀巴黎發展變遷的縮影。公元六世紀，法蘭克國王克洛維斯一世在戰勝西哥特人後，將巴黎定為他的政治中心，建立了墨洛溫王朝。在墨洛溫王朝時期，巴黎經歷了相當繁榮的階段，後來即位的諸王在巴黎及其郊區建造了宏偉的巴西利卡，並且還有餘力調動資源為窮人建設收容所，這無疑證明了當時法蘭克王國的強大財力。

  然而，這種繁榮是短暫的，隨著墨洛溫王朝的懶王們失去實權，宮相家族，即丕平家族，最終在751年奪取了王位，建立了加洛林王朝。

  對於巴黎來說，這是一個衰落的開始。加洛林王朝——尤其是其最著名的統治者查理曼大帝——的權力中心在地理上向東轉移，更靠近其家族領地，定都於亞琛和梅斯等地。當政治權力中心轉移時，巴黎的經濟繁榮程度也隨之下降。而到了九世紀，加洛林王朝的國王已經無法在西法蘭克有效維持秩序，中央權力的真空，加上帝國的分裂，使得巴黎暴露在入侵者的刀鋒下。

  845年，維京人首次率領艦隊洗劫了巴黎，當時的法蘭克國王禿頭查理倉皇組織起的防禦不堪一擊。查理國王最終被迫支付了7000法蘭克里弗爾的金銀作為贖金，才使維京人撤退。而到了885年，維京人對巴黎進行了長達數月的圍困。正是在這次圍困中，位於左岸，暴露在城牆之外的窮人聖朱利安教堂，被諾曼人摧毀。

  換句話說，窮人聖朱利安教堂的初次毀滅，就是早期巴黎傾頹之象最直接也最典型的象徵。

  下一個轉折點，出現在987年。當加洛林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在987年去世時，法蘭克貴族們做出了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他們選舉了當時強大的巴黎伯爵于格-卡佩作為他們的新國王。從於-卡佩於987年登上王位開始，巴黎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巴黎城市發展的幼年期結束了，一個作為王國首都的黃金時代開始了。

  卡佩王朝的國王們開始系統性地將他們的封地巴黎打造成王國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之都。這一時期的巴黎經歷了爆炸性的人口增長和經濟繁榮。正是在這一輪城市復興和擴張的大背景下，窮人聖朱利安教堂在1160年至1170年間，於其被維京人摧毀的原址上進行了重建。它的重建，與1163年巴黎聖母院的奠基，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共同拉開了巴黎中世紀盛期建設熱潮的序幕。窮人聖朱利安教堂的主要服務對象，也從囊中羞澀的旅行者，和生活困苦的本地居民，變成了成千上萬湧入左岸，迫切需要住宿、食物和醫療照護的年輕學子。

  值得注意的是，窮人聖朱利安教堂之所以規模相較於巴黎的其他教堂如此之小，裝飾如此簡樸，是因為它從來就沒有按照規劃正式完工過。芭芭拉與韓易此刻看到的最終建成尺寸，比原計劃要小得多。而這個從未成為現實的未來，其實也是與巴黎的歷史息息相關的。

  聖朱利安教堂在12世紀的重建，恰逢一場被歷史學家稱為慈善革命的社會運動。以前主要由修道院壟斷的慈善事業，現在越來越多地由富裕的平信徒資助和建立。到13世紀，醫院已成為最受歡迎的慈善遺贈接受者之一。在那個時候的巴黎，右岸的商人正在創造前所未有的財富，但這與傳統基督教道德發生了衝突，後者對營利和高利貸持懷疑甚至譴責的態度。

  這種以利潤為導向的原始資本主義經濟與傳統道德之間的緊張關係，催生了一種神學焦慮。

  如何化解這種焦慮？通過慈善。

  大量金錢流向了類似於主宮醫院這樣的專業化醫院，窮人聖朱利安教堂，自然也就被人掃到了無人問津的角落裡。

  這就是韓易所說的，在巴黎，歷史是空氣，是腳下的路。他們正在做的，不是參觀歷史，而是穿行於歷史之中。

  誰能想到，這樣一處不起眼的古蹟，就承載了整座城市從首次登上歷史舞台，到步入中世紀盛期，再到逐漸向文藝復興接近的全部記憶呢？

  它的建成、焚毀、重建、衰落，都是巴黎這座城市宏大命運的同步律動，是鐫刻在石牆上的榮辱興衰。

  韓易與芭芭拉甚至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就與它擦肩而過。

  但這，恰恰就是巴黎的迷人之處，或者說，每一座像它這樣的古城，皆是如此。

  它們真正的寶藏，從不陳列在聚光燈下，而是散落在你不經意間走過的每一條小巷。

  你腳下的每一塊磚，都可能是一個時代的墓志銘。

  在這裡，最深刻的歷史總是偽裝成最平凡的日常，等待與你不期而遇。

  可能你需要無數次回眸，才能注意到它的存在。

  但當你注意到時，那將會是命運為你準備的，最豐盛的禮物。

  而接下來的這段路程里，兩人遇到的禮物，還有很多。

  比如他們經過窮人聖朱利安教堂之後，向西走過整條聖塞味利街，看見的聖米歇爾廣場。

  它坐落在拉丁區地理意義上的西北邊陲，代表著拉丁區最嘈雜，也最商業化的一面。

  仿佛剛從一條寂靜的歷史密道中鑽出，甫一踏入聖米歇爾廣場，韓易與芭芭拉瞬間就被聲浪和光影交織而成的幻夢所吞沒。

  陽光並不熾烈，卻慷慨地驅散了空氣中的寒意，將整個廣場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露天舞台。

  這裡是巴黎第五區的心跳所在，與剛才窮人聖朱利安教堂的僻靜截然相反，這裡是流動的，沸騰的。

  車流、人潮、鴿群，在廣場上交匯、盤旋、再散開。書店、小酒館、快餐店和紀念品商店鱗次櫛比，閃爍的招牌與古老的建築立面毫不突兀地並存。無數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拉丁區永恆的主人——三五成群，背著帆布包，高聲談論著剛結束的展覽或即將到來的考試，在駐足拍照的遊客間穿行。

  而所有這些流動的喧囂，所有這些世俗的活力，似乎都在廣場盡頭那面巨大的牆壁前找到了一個戲劇性的焦點。

  那是整個聖米歇爾廣場的核心，於1860年修建的聖米歇爾噴泉。

  它不像羅馬的噴泉那樣居於廣場中央，而是更像一座鑲嵌在建築山牆上的凱旋門。冬日的陽光恰好越過屋頂，精準地照亮了噴泉頂端的青銅雕像。大天使米迦勒高舉利劍，金色的翅膀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威嚴地踩踏著垂死的惡龍。他的腳下，紅白兩色大理石雕刻的怪獸正奮力噴吐著水柱。水流在略顯寒冷的空氣中穿過一片氤氳的薄霧，隨後重重砸入下方的池子，激起千萬點鎏金般的水花，與大天使的冷峻光芒交相輝映。

  如果說窮人聖朱利安教堂是那條1790年法國大革命分界線之前，那個封建神權時代古老巴黎的縮影。那麼聖米歇爾廣場，就是大革命之後，一個半世紀以來王權與民權，帝國與共和，秩序與反抗不斷拉鋸撕扯所孕育的產物。

  與拉丁區的其他地標相比，聖米歇爾廣場、聖米歇爾噴泉，以及將巴黎左岸從中間貫穿的聖米歇爾大道，足以算得上年輕。它們是法蘭西第二帝國的皇帝拿破崙三世，和他的塞納省高官奧斯曼男爵，在19世紀中葉對巴黎大刀闊斧進行改造的產物。

  這個計劃，表面上是為了改善衛生，疏通交通，讓城市更加現代化，但背後其實隱藏著更深刻的政治和軍事考量。

  自中世紀以來，拉丁區一直是巴黎的大腦，同時也是巴黎的火藥桶。這裡擠滿了思想活躍的學生、知識分子和貧困的工匠。其狹窄曲折如同迷宮一般的中世紀小巷，是歷次革命，特別是從1789年到1830年，再到1848年中，人民對抗軍隊，修築街壘的完美戰場。

  奧斯曼和拿破崙三世要做的，就是用這條宏大而筆直的現代大道，將這片危險的區域一分為二。它粗暴地穿過了拉丁區的古老肌理，將這片原本緊密相連，極易凝聚起反抗力量的社區硬生生切開。寬闊的林蔭大道，不僅是為了美觀，更是為了讓軍隊，特別是街壘的天敵炮兵部隊能夠迅速部署，以鎮壓任何潛在的起義。

  而聖米歇爾廣場及其噴泉，即是這條切割線最華麗的終點，和最激昂的宣言。它是一件絕妙的政治藝術品，其宏大的主題，大天使米迦勒戰勝惡魔，被賦予了強烈的象徵意義，代表帝國的秩序，戰勝了革命的混亂。

  這是一種與窮人聖朱利安教堂截然不同的歷史，那座古老的教堂見證的是信仰、謙卑和社會變遷的自然侵蝕。而這座噴泉，則是權力意志的人工產物，是國家機器對城市空間的強行重塑。

  諷刺的是，歷史總有自己的軌跡。奧斯曼的大道雖然切開了古老的拉丁區，卻也為學生們提供了新的聚集空間。聖米歇爾廣場和大道，在建成後的一個世紀裡，反而成為了學生運動和抗議示威的新中心，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1968年的五月風暴。

  但政府就是政府，權力就是權力，不管它的表現形式是帝國還是共和國。1968年5月10日至11日的街壘之夜後，戴高樂主義的法國下了最後一步棋，他們通過了《1968年高等教育導向法案》，將巴黎大學拆分成了13所新的自治大學，極大削弱了拉丁區知識群體的凝聚力。

  長達八百年的「袍與城」之爭，到達了它的高潮與最終章。自此之後，知識與權力的衝突，不再是縈繞在巴黎上空不斷迴響的主旋律。它隨著浸出的鮮血一起，滲入了聖米歇爾大道的石磚里，隨後又被現代化的柏油路面完全覆蓋。

  時至今日，巴黎的左岸，以及拉丁區的核心部分巴黎第五區，早已不再是學生宿舍。高度士紳化的該區生活成本高昂，其作為學生主要生活和工作空間的實際功能已被掏空，與此同時，其作為知識中心的品牌形象卻被積極地用於營銷，以吸引那些被知識階級波西米亞歷史所吸引的遊客和居民。

  一條聖米歇爾大道，成為了歷史的晨昏線。它不僅分割了巴黎的地理，也分割了巴黎的時間。大道右側，是業已蒙塵的過去，而大道左側，則是被資本主義、消費主義和存在主義同時占據的現在。

  聖米歇爾廣場，屬於年輕學子、街頭藝人和遊客的沸騰聲浪，在他們身後迅速消退了。但並非是他們面前的街道變得空曠了起來，恰恰相反，這裡依舊人來人往，但氛圍的音調與質感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這裡的空氣仿佛被過濾了。

  那種屬於拉丁區的，略帶焦灼的青春活力與商業化的嘈雜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沉穩、精緻，甚至帶有些許矜持的低沉嗡鳴。

  人群的密度依舊不小，但構成已經截然不同。

  那些背著帆布包，步履匆匆的學子身影，以及舉著自拍杆四處張望的遊客，像是被一道無形的濾網留在了聖米歇爾大道的那頭。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芭芭拉口中的，真正的Germanopratins，聖日耳曼德佩人。

  精心打扮在這裡似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準則，但這種精心又與別處不同。它不是暴發戶式的過猶不及，而是一種看似毫不費力的雅致。男士們身上是剪裁精良的羊毛大衣，內搭的喀什米爾毛衣領口露得恰到好處。女士們則用簡約的黑色外套，搭配一條色彩高級的絲巾，手中拎著的手袋，其皮革的光澤在冬日陽光下顯得格外溫潤。

  韓易注意到，這些人，無論男女老少，臉上都帶著一種相似的表情。那不是聖米歇爾廣場上年輕人那種外放的熱情或躁動，而是一種混合了階級優越感與生活滿足感的，恰到好處的漠然。他們彼此交談時聲音很低，在露天咖啡館的座位上翻閱報紙，牽著的寵物狗都仿佛修剪得比別處的同類更加一絲不苟。

  他們不是在造訪這條街道，他們就是這條街道。

  與人群變化同步的，是大道兩旁的商店景觀。

  拉丁區那些以波西米亞風格為賣點的平價店鋪，在這裡悄然隱退至幕後。聖日耳曼大道兩側的櫥窗，變成了另一個世界的宣言。

  高端精品店取代了舊書店，門面變成了低調的深色大理石或黃銅，玻璃擦得一塵不染。櫥窗里沒有堆砌的商品，往往只在精心設計的燈光下，孤傲地展示著一件當季新品或一件藝術品般的珠寶。它們不像是商店，更像是一個個需要邀請函才能進入的私人沙龍。

  畫廊則取代了小酒館。透過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牆上懸掛的巨幅抽象畫作，或是造型奇特的現代雕塑。裡面的光線是博物館級別的，安靜得仿佛能聽到灰塵落下的聲音。

  就連空氣中的氣味都變了，街角快餐店的油脂香和華夫餅的甜膩氣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級香水、嶄新皮革和昂貴咖啡混合在一起的，一種屬於財富的繁複味道。

  但聖日耳曼德佩並非總是如此，與拉丁區一樣，它也有一個從墨洛溫王朝起始的故事。但跟它的鄰居不同，聖日耳曼德佩並沒有成為知識分子的聚集地，它也從來不是知識分子青睞的居所。Saint-Germain-des-Prés，之所以後綴有「des-Prés」這個詞，正是因為它最初的原型，是巴黎城牆之外的牧場和開闊田野，是那些操著拉丁語的異國學者絕不會涉足的地方。

  543年，墨洛溫王朝國王希爾德貝爾一世下令在這裡建造了一座修道院，用於安放聖物。576年，備受尊敬的主教，巴黎城未來的主保聖人聖日耳曼被安葬於此，修道院因此得名聖日耳曼德佩。它的聲望和影響力迅速擴大，成為一個重要的皇家贊助和朝聖之地。

  換句話說，從一開始，聖日耳曼德佩，就是與拉丁區的「袍」對立的那座「城」。

  修道院在歷史上屢遭劫難，包括9世紀維京人的入侵和破壞，但也經歷了輝煌的重建。法國文藝復興之後與大革命之前的所謂前現代化時期，恰逢巴黎的城市中心西移。1682年，路易十四將宮廷遷往凡爾賽，貴族們紛紛效仿國王，離開瑪萊區，遷往位於城市西部的新宮廷附近地區。

  聖日耳曼德佩區，這個當時的「城外之郊」，一夜之間成為了黃金地段。原因無他，它正處在巴黎老城與凡爾賽宮廷之間的必經之路上。法國最頂級的貴族們需要一個既能遠離城市喧囂，又能方便他們隨時前往凡爾賽朝覲國王的地方。

  於是，他們開始競相拋棄在瑪萊區那些雖然華麗但已顯侷促的舊府邸，在這片開闊的牧場上，興建起一座又一座宏偉的宅邸。這些建築不再是中世紀那種臨街的堡壘，而是一種更注重私密性的全新建築形制——Htel Particulier，私人公館。它們隱藏在高牆之後，擁有廣闊的私家花園和幽深的庭院。

  在短短一個世紀裡，聖日耳曼德佩區或者說當時更流行的稱謂，法布聖日耳曼區，成為了舊制度頂層權力和極致奢華的象徵。

  然後，1789年的風暴來臨了。

  法國大革命對該地區的清零，是決定性的。

  修道院被解散，其廣袤的土地被收歸國有。而那些貴族們呢？他們要麼逃往國外，成為了流亡者，要麼在恐怖統治期間登上了斷頭台。

  他們的私人公館，這些舊制度的巢穴，同樣被沒收。

  於是，一場巴黎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清倉大甩賣開始了。聖日耳曼德佩區，這個舊貴族的領地，連同修道院釋放出的巨量土地，被一同拋向了市場。

  誰是買家？

  是當時的新貴，是那些在拿破崙戰爭中迅速崛起的新晉將軍，是在督政府和大革命期間通過投機倒把和供應軍隊而暴富的銀行家與實業家。

  他們買下的不僅僅是石頭、土地和花園。他們買下的是一個身份，一段故事，一種合法性。

  舊制度的血統消失了，但舊制度的品味和地址卻被這些新主人完整地繼承了下來。在整個19世紀，尤其是在波旁王朝復辟時期，那些小心翼翼歸來的舊貴族殘餘，與這些財力雄厚的新貴族們，共同重塑了這裡。

  從此，聖日耳曼德佩區鞏固了它作為巴黎最保守、最排外，也最昂貴的老錢大本營的形象。它成為了正統派的堡壘，與杜伊勒里宮和愛麗舍宮的政治喧囂始終保持著一種高傲的距離。

  而擁有如此血統的一片土地，在二十世紀，特別是二戰之後的法國黃金年代，成為存在主義的搖籃，以及巴黎乃至全世界的知識、文化和藝術生活的絕對中心，也就不那麼令人感到驚奇了。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天大的悖論，不是嗎？

  一個最保守正統的地方，怎麼會成為宣揚「存在先於本質」，質疑一切的激進思想的搖籃？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先回答那個最基本的問題：存在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它不是一套像康德或黑格爾那樣，為你搭建好的，精密繁複的形上學。

  恰恰相反，它是一場哲學上的大火，一場在二戰的廢墟上，由納粹的鐵蹄、集中營的恐怖和原子彈的蘑菇雲所點燃的大火。

  這場大火燒毀了之前一切約定俗成的本質——上帝、國家、道德、家、階級……所有那些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經為你規定好「你是誰」，或者「你該做些什麼」的宏大敘事。

  當這一切都被燒成灰燼，人被赤裸裸地拋回到了存在本身。

  這就是薩特那句著名論斷的核心：「存在先於本質」。

  你不是首先作為「貴族」、「工人」、「基督徒」或「好人」而存在的。你首先是存在，你只是在這裡。然後，你必須，也只能，通過你的選擇和行動，去創造和定義你自己的「本質」。

  這是一種令人眩暈的自由，也是一種令人恐懼的責任。

  你被判處了自由，你必須獨自面對存在的荒謬、他人的目光，以及隨之而來的焦慮與噁心。

  那麼，為什麼是聖日耳曼德佩？為什麼這種沉重、焦慮、甚至帶著毀滅氣息的思想，會誕生在巴黎最優雅最富足的客廳和咖啡館裡？

  答案，就在於那個階級最不稀缺，而其他人最渴望擁有的東西：閒暇。

  更準確地說，是一種無需為生計所迫的，絕對的「存在性自由」。

  無論是18世紀的舊貴族，還是19世紀的金融新貴，這個階級的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不需要通過一份工作來定義自己。

  一個麵包師的「本質」是烘焙，一個律師的「本質」是辯護。他們的生活被一個明確的社會功能和經濟需求所填滿，他們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這一切的意義是什麼。

  但一個聖日耳曼德佩的老錢呢？

  他不必工作。他的存在是既定的，是被繼承的財富所確保的。當一個人從生存的枷鎖中被徹底解放出來時，一個巨大的黑洞——虛無——便會立即出現。

  「既然我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活著，那我為什麼還要活著？」

  這就是那個貴族階級和老錢階級所面對的，獨屬於他們的存在主義危機。

  當然，在二戰之前，他們有自己的答案。他們用一套複雜精緻的「本質」來填補這個虛無：

  譬如禮儀，用繁瑣的社交規則來證明自己的優越。譬如品味，用對藝術、時裝和美食的鑑賞來構建身份。又譬如榮譽，用一套往往是虛偽的道德準則來標榜血統。

  他們用這些東西，在自己周圍建立起高牆，假裝那個關於人生終極意義的可怕問題不存在。

  然後，戰爭來了。

  1940年的淪陷，不僅是軍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它無情地戳穿了法國，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一切幻覺。

  那些舊貴族的榮譽和血統，在納粹的占領和維希的合作面前，成了一個笑話。那些銀行家的財富，在絕對的暴力和物資短缺面前，也顯得毫無意義。

  聖日耳曼德佩的老錢們，和拉丁區的窮學生們，在這一刻，突然平等了。他們共同目睹了所有本質的崩塌。

  就在這個精神的真空中，存在主義登場了。

  薩特、波伏娃、加繆這些知識分子，他們繼承了聖日耳曼德佩的閒暇。他們不需要像工人一樣進廠，他們可以整天泡在咖啡館裡。

  花神咖啡館和雙叟咖啡館成為了他們新的私人公館。

  「這裡就是聖日耳曼德佩的聖三一了。」

  站在聖日耳曼大道與雷恩路的大十字路口，迎著陽光前行的芭芭拉停下腳步，舒適地微微眯起眼睛，向韓易介紹道。

  「聖三一？」韓易不得其解。

  「我們面前的這個雙叟咖啡館……」芭芭拉抬抬下巴，「波伏娃、薩特、海明威經常光顧的地方，加繆和畢卡索只要在巴黎，也會出現在這裡。」

  雙叟咖啡館牢牢占據了最顯眼的那個轉角，它有著巴黎咖啡館標誌性的深綠色遮陽棚，在冬日下午的陽光下顯得厚重而沉靜。雙叟之名名副其實。就在遮陽棚下方，入口兩側的高處，兩尊穿著清代服飾的中國商賈形象的木雕，正不動聲色地俯瞰著腳下這條川流不息的大道，見證著近一個半世紀的過往煙雲。

  美好時代前後，法國對中華文化和美學傳統的熱衷，可見一斑。

  「怎麼哪兒都有海明威。」韓易調侃道，「他要是活在當代，那應該是YouTube上相當受歡迎的一個旅遊博主。」

  「我覺得也是。」芭芭拉粲然一笑，「更遠一點，那家牆壁上全是花朵的咖啡店，就是花神咖啡館。」

  「這個我知道，在Instagram上面刷到不知道多少次了。」

  「是的，同樣是波伏娃、薩特和巴黎其他知識精英的聚會場所，花神的名氣就比雙叟要大一些，社交媒體上的曝光量也更高……由此可見，外表真的很重要。」

  花神咖啡館就在雙叟咖啡館的後一條街，同樣占據著一個黃金街角。它和雙叟咖啡館共享著相似的基因：經典的深綠色遮陽棚、緊湊的圓形小桌，以及被玻璃圍擋起來的露台。但正如芭芭拉所言，哪怕是在冬天，這家咖啡館也名副其實地繁花似錦。

  它的整個二層外牆，都被一層修剪得一絲不苟的茂密常青藤所覆蓋，形成了一道厚實的綠色帷幕。露台的欄杆上、遮陽棚的邊緣，也都纏繞著精心布置的冬青枝條，將整個建築包裹在一種生機勃勃的氛圍中，與周圍光禿禿的樹枝形成了鮮明對比。

  它的露台同樣座無虛席，在加熱器的烘烤下熱氣騰騰。但這裡的氛圍，比雙叟咖啡館要現代得多，數位化得多。

  好幾桌明顯是Instagram網紅的客人正舉著手機，精心調整著角度，試圖將面前的咖啡拉花和背景里「Café de Flore」的金色字母完美地框進同一個畫面里。

  「可不是嗎？這就是為什麼你在Instagram上面有四百萬粉絲，而我只有四十個的原因。」

  「別耍嘴皮子。」芭芭拉扶住韓易的手臂，逆時針一轉，讓他面向聖日耳曼大道這一側，「街對面，就是聖三一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了，也是我最喜歡的那個部分，力普啤酒館。」

  「啤酒館。」韓易細細咀嚼著「Brasserie」這個詞，它是法語國家的專屬。

  「沒錯，它跟花神和雙叟有本質性的區別。後面兩家，是知識精英們聚會閒談的地方，而力普啤酒館，是權力的食堂。」

  「Woo。」韓易挑挑眉毛，「我很喜歡這個描述，權力的食堂。」

  力普啤酒館坐落在聖日耳曼大道的另一側，與那兩家咖啡館隔街相望，散發著一種截然不同的氣場。

  力普的門面是深色的桃花心木，擦得鋥亮的黃銅扶手在冬日陽光下反射著冷硬的光。它的遮陽棚是穩重的暗紅色，上面用復古的金色字體寫著「Brasserie Lipp」。

  透過巨大的玻璃窗向內看去，裡面不是擁擠的圓形小桌，而是鋪著雪白桌布的餐位，以及沿著牆壁一直向內蔓延，似乎永遠沒有盡頭的深紅色真皮長沙發。

  門口的角落裡，正有兩名穿著制服的中年侍者在短暫地抽菸休息。

  他們身上是及踝的雪白圍裙，系得一絲不苟。裡面是筆挺的白襯衫、黑馬甲和黑色領結。他們的頭髮梳得紋絲不亂，皮鞋亮得可以當鏡子用。他們交談時聲音壓得很低，目光偶爾掃過街上的行人，帶著一種巴黎服務業特有的，訓練有素的矜持與審視。

  「因為它確實就是。」芭芭拉點點頭，「法國的議會大樓就在旁邊不遠，所以這裡是政治家、高級記者、出版商和銀行家相約一起吃午餐和晚餐最適宜的去處。」

  「所以，哲學家們在街對面討論『存在』的虛無，而政治家們在街這邊，就著啤酒和牛排，決定這個國家的『本質』。」韓易想了想，「假定他們供應的還是法國菜。」

  「是法國菜，融合了阿爾薩斯風格的傳統法餐，所以菜單里還能找到一些德國菜，比如酸菜和香腸之類的。」芭芭拉解釋道，「力普的創始人就來自阿爾薩斯，所以這裡的招牌菜，永遠是Choucroute，阿爾薩斯酸菜配豬肉香腸，和Pied de Porc，就是法國口味的燉豬蹄。」

  「哪一道是你最喜歡的菜？」

  「比起德國菜，我還是更喜歡這裡做的傳統法餐，比如說法蘭克牛排。特別是配上他們特製的紅蔥頭醬汁和炸得金黃酥脆的薯條。對我來說，這就是最完美的罪惡快感，既樸實又滿足。」

  「不過我喜歡這裡，主要還不是因為食物，而是它那種獨一無二的氛圍。」

  「它有一種非常特別的調調……」芭芭拉頓了頓，似乎在組織語言，「就是那種隨意閒適，但卻又很優雅的用餐氛圍。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這裡用餐的時候，旁邊就坐著兩個法國男人。他們一看就是那種老派的巴黎精英，大鼻樑，高背頭，穿著無可挑剔的西裝。」

  「他們操著非常優雅的腔調聊了一整席，我當時法語還沒那麼好，但光聽那個韻律就覺得是一種享受。吃完飯後，兩人不約而同地點了杯黑咖啡，然後不疾不徐地喝完。」

  「我以為他們要走了，結果，坐在沙發那側的男人，從公文包里掏出了一沓厚厚的合同，就在那雪白的桌布上，二人當場簽了字。然後握手，離開，全程沒有一絲多餘的動作。」

  「說真的，那一幕簡直太符合我對巴黎的定義了。工作與生活、美食與權力，所有界限都在一杯咖啡和一份合同里模糊掉了，既嚴肅又鬆弛。這就是聖日耳曼德佩。」

  「聽上去很有吸引力的樣子。」韓易顯然被勾起了興趣，「請告訴我，我們是要去那裡吃晚飯的。」

  「都到這裡了，那肯定是去力普吃晚飯啦。」芭芭拉低頭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不過現在還早，我們可以趕在晚餐開席，排隊高峰期之前去。」

  「現在，我們再多走兩條街，就在這裡不遠的地方，是整個巴黎在我心目中最適合居住的街區。」

  「想在這裡買房的話，那邊，就是首選。」

  (本章完)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