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算計

  這種邊緣化在當前以至於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會存在，這取決於我國的國情，現階段下「發展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文學對於這方面短期的促進不大，能力十分有限，遠遠比不上大眾媒體。而且八九十年代阻礙文學的發展的只是商品經濟所帶來的大眾傳媒，而在今後的文學將面對的是升級後的新媒介以及更新的傳播方式，這種邊緣化是否會擴大依然難說，文學究竟會不會死亡，依然是一個不得不討論的話題。不過我們也不必過於擔憂，畢竟「文學邊緣化固然是一個當代概念，但文學的邊緣化絕不是今天才出現的問題」，秦朝、元朝就是兩個典例，所以說「文學的邊緣化處境是社會歷史之常態。」這種濃濃的邊緣化的感覺也和幾百年來文學長期處於中心地位有關，以至於人們思想出現了一種慣性。另外，盛極而衰自是自然的公理，就如同王朝的更迭一般。所以對於文學的邊緣化我們應該懷著積極心態看待，但也要充滿緊迫感和使命感。至於如何遏制或者減緩文學的邊緣化，現在的網絡文學就是一個很好的成功了的例子。這也說明了文學要時刻跟緊時代步伐，方能煥發出勃勃生機。

  可見，二十世紀末詩人之死不是偶然，是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必然結果。他們為遺落的信仰、邊緣化的文學奏響了一首生命的悲歌。在那個社會變革極為迅猛、思想極為混亂的時代，個人的迷茫、彷徨、渺小、無力在強大的時代面前被極限放大了，為理想殉道就成了最後不屈的反抗。筆者就這樣從社會背景、信仰情況、文學地位三個方面為讀者一一有條理地剖析了一遍。

  「人情小說」，其巔峰為曹雪芹的《紅樓夢》。《紅樓夢》開始叫《石頭記》，「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情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關於其敘述來源，有的主張「納蘭成德家事說」，有的主張「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有的主張「康熙王朝政治狀態說」……不過最終定論的是「作者自敘說」。

  「狹邪小說」，取「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並陳妍媸，固猶勸懲之意」。最早的狹邪小說是《品花寶鑑》，其「以狹邪中人物事故為全書主幹」。後又有《青樓夢》，以妓女為主題。

  「俠義小說」，「大旨在揄揚勇俠，讚美粗豪，然又必不背於忠義」。有《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等。魯迅認為：「俠義小說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餘年而再興者也。」

  「譴責小說」，盛行於光緒庚子年（1900年）之後，這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分不開的。當時清政府對內血腥鎮壓農民起義，對外喪權辱國，到了最後徹底賣國。為了「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譴責小說應運而出，盛行一時，但其「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代表人物為南亭亭長李寶嘉、我佛山人吳沃堯。其中李寶嘉代表作品為《官場現形記》，吳沃堯代表作品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又有劉鶚的《老殘遊記》、曾樸的《孽海花》等。不過後來有的譴責小說「醜詆私敵，等於謗書；又或有嫚罵之志而無抒寫之才，則遂墮落而為『黑幕小說』」。

  清代還出現了以小說顯其才華之人，如《野叟曝言》、《蟫史》、《鏡花緣》等的作者。從這可以看出在清代小說的地位之高、風行之盛。

  從這本書我們可以一窺中國小說發展的面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小說發展本身，也可看到其背後的社會背景，還可看到前後期小說的內在聯繫，雖是史略，但極為系統、完善。

  這本書在資料上搜羅宏富，采緝審慎；在結構上脈絡清晰，主次分明；在內容上，語言精練嚴謹，考校嚴明；在對歷代代表小說的分析點評上，言簡意賅，評斷允當。儘管作者自稱「搜集的書籍，都不是好本子，有的改了字面，有的缺了序跋」，但這毫不影響其在中國小說史研究領域上的巔峰地位。胡適評論道：「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