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8章 ：大學

  六月十二日，金陵。

  大明籌建金陵大學堂的事情，終於正式提上日程。

  其實在此之前，金陵早已有許多學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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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藩時代便有國子監，有十二院，有諸多學館、醫館、算學館、軍器作坊學舍、水利院學舍、航海院訓習所，還有供各州縣學官進修的講習館。

  可這些地方分散在金陵各處，各有職掌，各有傳統。

  國子監仍偏儒學，十二院偏實務，各學館偏技術，玄武湖武備大學堂又偏軍務。

  它們合起來當然很強，卻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最高學府。

  如今大明立國，教育宗旨已定，地方學制也要鋪開，其中原定要設立的京師大學堂作為新制的最高一級，就要立刻籌備起來。

  如此也可以為各地各級學校做個總表率，知道最高處是什麼樣。

  也就是說，趙懷安要籌備的這個就是作為樣板的，所以此事也便成了六月里最受重視的大事。

  趙懷安給金陵大學堂定的定位很高。

  它不是簡單的國子監改名，也不是給新科進士多一個讀書處。

  它至少三重身份。

  第一，它是大明最高學校。

  天下道學優秀學生、各科貢士、十二院薦送人才、州縣選拔的實務幹吏，都可以入學深造。

  第二，它是大明最高師資養成之地。

  未來各道學、州學的學正、教諭、實科教習，很多都要從這裡出去。

  第三，它是大明教育制度的樣板。

  課程如何安排，學生如何考核，教習如何聘任，儒學、實學、武學如何並列，金陵大學堂都要先做出來，給天下看。

  因為這層分量，籌備人選便很重要。

  趙懷安沒有讓禮部一家主持，而是設大學堂籌備處。

  總裁由張龜年擔任，副總裁為王鐸、袁襲、趙君泰，禮部、國子監、十二院、兵部、工部、戶部、市舶司都派人參與。

  這看起來有些臃腫，卻是故意的。

  因為金陵大學堂不是一個單純的文教機構，它要把大明所有核心知識系統都納進去。

  若只交給國子監，最後一定會回到經史文章；若只交給十二院，又會變成各院搶學生、搶經費、搶名分。

  所以趙懷安乾脆把各方全拉進來，吵也在一開始吵清楚。

  第一次籌備會議，果然吵得很厲害。

  最先爭的是名字。

  有人主張仍稱國子監，認為國子監是古制，改名大學堂，未免太新，不曉得是什麼，且也沒有格調。

  也有人主張稱太學，取漢唐舊名，更有正統意味。

  還有人主張稱金陵國學，突出新朝定都之地。

  趙懷安最後定為「京師大學堂」。

  他說：

  「國子監、太學之名都好，但舊味太重。」

  「朕不是嫌舊，而是不願天下人一聽這名字，便以為又是只讀經義、只養官員子弟的地方。」

  「大學堂者，集天下大學問於一堂。」

  「儒學是大學問，算學也是大學問；史學是大學問，醫藥、水利、營建、航海、兵學，同樣是大學問。」

  「既然如此，就叫大學堂。」

  這個名字一定，後面的爭論便有了方向。

  第二個爭論，是大學堂到底該歸誰管。

  國子監舊臣自然希望歸國子監；禮部則認為學校制度歸禮部，大學堂也該由禮部掌握；十二院又認為各實科課程必須由本院主導，否則教出來的人不堪用。

  最後趙懷安定下制度。

  金陵大學堂設祭酒一人，總領學務；設監院一人，掌紀律、財用、校舍；設諸科博士、助教、教習。

  行政上歸禮部學政司統轄，學術上與十二院互通，儒學部分承太學之統。

  簡言之，誰都能管一點，誰也不能獨占。

  這就是趙懷安的辦法。

  作為日後大明絕對的人才產出地，是絕不能讓一個衙門把最高學府變成自家地盤的。

  隨後便是課程，而這就是最核心的部分。

  金陵大學堂的課程分為通識課與專業課，學業為四年。

  其中通識課就是包括了經義、律令、算學、體課，這是所有學士都必須學習，進一步深造的。

  這也說明，大明要求的最高人才要是個通才，不能一開始就鑽窄門。

  因為說到底，這裡面大部分人實際上都是要流向中樞和各地作為主官的，對於這些人來說，通比專更重要，反而是只懂一片，危害大了。

  而除了這部分通識課，就是各院的專門課。

  學士們在被選拔和考入後，將會按照興趣和發展進入不同院，而現在院暫時就分成了十科院。

  其中最核心的為經義科，掌儒學、經史、禮法、文章，這都是養士望的。

  剩下的九科就是政法、算學、格物、農政、水利、醫藥、營建、商舶、師範。

  其中，政法科，掌律令、刑名、州縣制度、財稅、吏治；算學科，掌算數、度量、會計、曆法初義；格物科，掌器物、礦冶、火藥、材料、機械、水火風力諸學；農政科，掌農桑、畜牧、田制、農具、種植。

  水利科，掌河渠、堤防、陂塘、圩田、測量；醫藥科，掌醫術、藥物、疫病、軍醫、婦幼救護；營建科，掌城池、橋樑、道路、屋宇、倉場、船塢；商舶科，掌市舶、貨殖、航海、港務、海外風土；師範科，掌教法、學制、教材、蒙學、州縣學校管理、教諭養成。

  這十科一定，很多舊儒都沉默了，他們再次看清了陛下對儒學的真實態度，因為經義科只占其一。

  它仍然尊貴，但已經不可能壓住全部，但沒辦法，這就是大明以後的趨勢了。

  無怪乎有人用了「百家爭鳴」來表達大明的胸襟和京師大學堂的籌辦宗旨。

  ……

  京師大學堂除了眾多層層選拔的學士外，還會有大量的教授講習，而他們的主要任務除了教授課業之外，一個非常繁重的任務就是理論編纂。

  這也是每個科院會有幾個大學士，這些大學士平日講課很少，而更多的就是帶著下面的講士、高士們研究、編書、修典。

  趙懷安對這一塊是非常重視的，因為這決定了大明的理論建設。

  其實趙懷安早就發現了，這個時代為何需要佛教，除了人心求個解釋外，還有一點就是它其實補充了中土這邊的一處不足，那就是文明的理論建設。

  因為儒學的昌盛，使得中土的人才向來以入仕為正途，所以千般心思全用來做官。

  就算是一個純儒，本身對於儒學的建設或者說是理論有興趣的，在他做官後，就又要花費大量精力用在庶務上，使得理論建設停滯。

  以前也會有清流在類似蘭台等想學術機構學習、研究和養望，但基本也都是在儒學和歷史上有建樹，對於天下的實學是沒有一個有意識，有系統的建設過程的。

  而佛學因為本身學問的原因，同時又被社會信眾所供養，反而保留和建設了大量理論。

  這就是佛學為何出人才，尤其是精通各實學的人才。

  而現在，趙懷安就是要在京師大學堂中補齊這一點，而且是將之作為改變社會的重要驅動力量。

  畢竟大明要想持續前進，光靠他那點理論，實際上是完全不夠的，畢竟趙懷安他自己也是個門外漢。

  其實這些實學理論建設並不難，趙懷安給十二院的大學士們，實際上就教了一點，便是總結經驗，提煉共同點，形成理論知識。

  而單從總結經驗這一條，就使得這些大學士們必須到最一線的實踐中獲得相關經驗，或者是觀察一線的經驗。

  實際上，人的聰明才智是無窮的，自古以來的工匠們只要浸淫在某個領域越久，就會越有自己的獨門知識。

  因為實踐就是知識的源頭。

  只是這些工匠普遍都是社會底層，又不掌握文字，所以少有能完成經驗總結，甚至別說總結了，就是以語言去描述狀態都難以做到。

  他們只能以一個「感覺是這樣」，「差不多是這樣」，來解釋一切。

  而因為這些經驗的東西沒辦法落於語言和文字，所以當這些人死了後，其實相關的經驗就結束了，只能有後面的人再重新積累。

  所以，只要經驗沒辦法落於文字，那一線的知識就永遠會不斷循環，不能形成積累，從量變到質變。

  而現在京師大學堂和十二院的大學士們，做的就是將這些經驗總結起來，落於文字，然後在大學堂內教授，這就是知識傳承。

  同時，這些學術成果還是要進行考核，是評價、提拔大學士、高士、講士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依據。

  真正讓各科院和上級的十二院，成為整個大明知識生產的中心。

  ……

  當然，想要支撐這樣一所大學堂，學生從哪裡來，便成了又一個大問題。

  按禮部最初的設想，京師大學堂學生主要來自各道學。

  地方學制鋪開後，縣學、州學、道學層層選拔，到了道學優等者，便可來金陵參加大學堂入學考試。

  這自然是正路。

  也是趙懷安最希望看到的路。

  因為這條路最公平，也最能讓天下學子看到一條清楚的上升階梯。

  一個鄉里少年，先進蒙學識字，再入縣學，後入州學、道學，最後到金陵大學堂。

  若能一路走上來，不論出身貧富，都能成為國家預備官員。

  這條路一旦確定，那就是給天下各階層、各地都有了一個向上的通道，如此也能更加凝聚帝國的凝聚力。

  畢竟天南地北的精英們來到大學堂內學習四年，本身就會對彼此對朝廷，有深厚的認同和情感，這對於一個必然是廣域疆土的大明來說，尤為重要。

  所以，大學堂入學的主流一定是考試。

  各道每年按名額保送學士來京，先由禮部學政司驗明出身、履歷、道學成績，再統一參加大學堂入學試，此外向上的正途，也是絕大多數人成為帝國預備官員的唯一通道。

  但大明同樣不是完全不講人情和功勳。

  趙懷安不是那種嘴上說天下為公，實際上把跟著他出生入死的人全丟在一邊的人。

  大明能有今日，保義軍元從、諸將、文臣、烈士、歸義之人，都有功。

  他們的子弟，如果有才，自然應該和天下士子一樣通過考試；可若只是因為生在功臣之家，就完全沒有照拂，那也不合人情。

  更不用說，許多功臣在戰場上死了，留下孤兒寡母。

  他們父兄為大明拚命，朝廷難道連讓他們接受最好的教育都做不到？

  所以大學堂章程里，專門設了功臣子弟名額。

  這個名額不多，每年不過總額的一成。

  來源包括開國功臣子弟、戰死烈士遺孤、各軍中立有大功而傷殘退伍者、以及對朝廷有特殊貢獻的實務人才。

  他們不需要參加和道學學士同樣的入學大考，但必須經過面試和基本測試。

  所謂面試，不是走過場。

  由大學堂祭酒、各科博士、吏部、兵部、禮部共同考察。

  要看其識字算數，看其品行，看其志向，若完全不堪，也是照樣不收的。

  趙懷安作為帝王，時刻明白著一個道理「恩不可濫」，完全沒有門檻的恩賜，本身就沒有了恩。

  而且，說到底，大學堂就是大明真正出人才的地方，對功勳子弟不嚴入，那後面豈不是和前朝的太學一樣，成了勛貴子弟鬥雞遛鳥的烏瘴之地？

  到時候，等那些寒窗苦讀十餘年的考生，通過層層考試才來到金陵，結果一抬頭，發現旁邊坐著一群不學無術的功臣子弟，那大明的最高學府不就成了笑話？

  所以功臣子弟入學後，待遇可以略優，但考核一視同仁。

  若一年三次考核不合格，便退回功臣子弟學舍另行教導，不許繼續占大學堂名額。

  當然，這樣的人也不是沒有出路。

  有些功臣子弟讀不進經義、算學，卻騎射勇健，可以轉入玄武湖武備大學堂。

  有些不善讀書，卻懂營造、馬政、軍需，也可以轉入相應實務學舍，也有出路，但肯定是不如京師大學堂出來的上限高。

  同樣，功勳之人本人也可以入學。

  比如某個軍中都頭，戰場上立過功，後來傷殘，不能再上陣，但人聰明，識字，也有軍中組織經驗，這樣的人可以入政法、師範、營建相關短期班。

  這些人是不直接和考生們在一起上課的，而是作為官員短訓班突擊培養，好方便從軍中轉型為地方官員的通道。

  還有一些州縣幹吏，雖然沒有道學出身，卻在清田、清倉、救災、水利中做出成績，經地方和都察院共同推薦，也可入短期仕學班。

  這便讓大學堂不只是少年讀書人的路，也是大明現有官吏再訓練的路。

  這一點非常重要。

  其實大明現在官員是挺多的，其中主要是從吳藩時代開始從基層培養上來的，這些人做事是肯定沒問題的，但因為當時吳藩時代保義軍的主要工作還是在軍事建設上，所以對於官員的管理理論建設是幾乎於沒有的。

  也就是說，此時大明的州縣官吏做事，也是邊干邊學，有經驗而無理論。

  而若能到京師大學堂集中學習半年、一年，再回地方，能力便會明顯不同。

  這就是國家培訓官員，舊朝也有官員入京聽訓，但多流於禮儀和名分。

  所以可見在趙懷安規劃的體系里，京師大學堂到底有多重要了。

  而正因為如此，大學堂的經費全部都是由朝廷支出的。

  這件事戶部一開始很肉疼，因為京師大學堂的開銷太大了。

  校舍要修，藏書樓要建，各科院要設器具，水利科要有測量器，醫藥科要有藥圃和病案館，農政科要有試驗田，營建科要有木石土工場，商舶科要有船模池和港務講習所，師範科要有附屬蒙學、縣學樣板，格物科要做實驗更是個燒錢的地方。

  此外，學生還要給津貼。

  能入京師學堂的，基本是已經從道學上畢業的，可以稱為學士了。

  而凡正式入京師大學堂者，每月給膏火、口糧、紙筆、燈油。

  貧寒者另給衣被。

  外地學生抵京，可憑驛券半價乘船或住官驛。

  這不是優待到無邊，而是因為趙懷安很清楚，能入大學堂的，幾乎都是大明的預備官員。

  他們是國家花錢挑出來、訓練出來、日後要派出去執行大明權力的抓手。

  既然如此，就不能讓他們一邊讀書，一邊為了吃飯到處奔走。

  更不能讓貧寒學生因為沒錢，在最該用功的時候去給富家子弟抄書、跑腿、做門客。

  朝廷既然要用人，就要先養人，而這個代價是趙懷安要必須付的。

  畢竟老話嘛，吃誰的飯，是誰的人！

  當然，這也不是讓學生白吃飯。

  大學堂學士領津貼，便要受規矩。

  不得無故曠課，不得狎妓賭博，不得結黨鬥毆，不得以學士身份欺壓市民，不得私受商賈供養。

  每月有考核，每季有總評。

  成績優者加膏火，成績劣者減膏火，屢劣者退學。

  若有貪污、作弊、請託、冒籍，直接除名，永不敘用。

  趙懷安在大學堂章程中寫得很重：

  「國家養士，非養閒人。」

  「士受國家之養，便當有報國為民之心。」

  這句話後來也刻在大學堂膳堂外。

  因為這句話說得很現實。

  朝廷給你吃，給你住，給你讀書，給你前程，不是因為你天生高貴，而是因為國家期待你日後有用。

  所以大學堂的學生，從入學第一天起，就會被告知，他們不是來享福的，是要為國家為百姓幹活的。

  但對於民間捐助，趙懷安也沒有完全禁止。

  但捐助只能入大學堂公庫，用於藏書、器具、貧寒學士補助、外出考察等事情上，而不占用入學名額。

  捐助者可以立碑，可以由禮部旌表，可以賜「興學義商」「興學義族」之類名號，但花錢是買不到入學資格的。

  這條一寫進章程，讓金陵許多豪族和商人心裡都有點失望。

  因為他們原本以為，大學堂這麼大工程，朝廷總要向民間張口。

  只要朝廷張口，他們就有機會用錢換名額，那也算有個奔頭。

  可趙懷安直接把這道門堵死了。

  其實從這一點也能看出大明的本質，那就是到底是利為義服務，而不是反過來。

  在大明，錢會越來越重要，但有些東西，真就是錢買不到的。

  ……

  隨後是校址，此前的國子監的地方顯然是不夠的。

  所以趙懷安最終決定，以舊國子監為經義、政法兩科所在，向東擴建新院，收購附近舊宅和廢園，再在秦淮河畔設水利、營建、商舶三科實習場，再徵收附近的一片宅邸作為校舍。

  這樣一來，金陵大學堂不是一座單獨院落，而是一片占地巨大的學術區域。

  它直接連接著皇宮、碼頭、附近還有工坊和軍營，甚至還有屬於自己的學校田地。

  不得不說，大明對於大學堂的建設是真下了血本的！

  ……

  六月二十日，趙懷安親自到舊國子監視察。

  舊國子監是吳藩時代頭兩年立的，所以依舊保持著大量唐時遺風，古樹森森，石階斑駁。

  陪同的禮部官員本以為陛下會感慨文脈悠長，可趙懷安看了一圈後，第一句話卻是：

  「太窄。」

  眾人一愣。

  趙懷安繼續道：

  「門窄、路窄，氣象窄。」

  「作為我大明最高學府，要海納百川，要開拓進取！為天下開一代先河的！」

  「這裡還是小橋流水人家，格局小！」

  於是，趙懷安一聲令下，工部立刻改了大學堂正門圖樣。

  新門不再是舊式學宮那種深院高牆，而是前設廣場，左右列石碑。

  一碑刻大明教育三綱：明義、尚實、習武。

  一碑刻趙懷安親筆：「學以明道，術以濟民，武以衛國。」

  這十二個字，後來成為金陵大學堂的校訓。

  至此，大明第一所的綜合性教育聖地，就這樣在這個夏天被建立起來了。

  而這件事的影響和遺產，註定比趙懷安所以為的，更要深刻！

  甚至大明的命運也與之糾纏在一起，愛恨交加！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