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2章 祝你好運

  第522章 祝你好運

  弗里德曼夫婦在中國的旅行，因此徹底停止。

  他沒了興致去那些山山水水，這裡的一切都讓他感到憎恨，因此他火速乘飛機回到大本營芝加哥，試圖處理那些骯髒的「假消息」。

  「《時代》周刊上的消息是假的！那個中國佬—他不是一個誠信的人！他編造了我和余之間的對話。」

  然而，他面臨的卻是同事的奚落。

  芝加哥學派是一個大派，這裡面高手如雲，群賢畢至，雖然都持有「自由市場的觀念」，然而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才算是自由，芝加哥學派之間的尺度也不一樣。

  有時候，學派成員自己也會互相激烈辯論，指責某些人損害了學派的大好局面。

  這些人當中，以舒爾茨較為保守，他詳細詢問了弗里德曼和餘切辯論的經過，然後道，「你輸給他並不冤枉。」

  

  「我沒有輸！」弗里德曼道。「當太陽再次升起，我就會把這一切忘掉，我知道那又是新的一天。」

  舒爾茨笑了，「你輸了辯論在我看來是意料之中，如果你贏了，我才真的感到驚訝。」

  弗里德曼十分憤怒，他知道舒爾茨在中國比他受歡迎，而且收了個中國弟子————因此弗里德曼口不擇言道，「你到底是一個美國人，還是嚮往康米的內奸？就是因為你這種人曲意奉承，才讓東方余這樣的放肆！」

  「他完全不尊重我！他真該死！」

  舒爾茨早已經度過了爭權奪利的年紀。他勸弗里德曼放手，並且不要再招惹餘切。

  「我不可能放手，我絕不會屈服。」弗里德曼說，「這天對我來講是奇恥大辱，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給我的傷害。」

  而後是和弗里德曼關係十分親密的加里·貝克爾。

  此人長期任教於芝加哥經濟系主任，在有關於「自由」的衡量當中，加里·貝克爾介於舒爾茨和弗里德曼之間。他嘗試調解弗里德曼和餘切之間的關係。

  「你輸給一個作家是很正常的。你的理論和成就仍然很出色，但你永遠辯不過一個作家————尤其是當你想要模仿一名作家時。」

  「我不是一個作家。」

  「是嗎？但我們都以為，你有段時間是一個作家。這是你的特色。」

  這句話點出了弗里德曼失敗的根本。

  為何餘切沒有擊敗舒爾茨，沒有擊敗加里·貝克爾？

  因為他們是相對純粹的學者，這樣的人很難被打敗。但弗里德曼不一樣，他的人生中較多表現出時事評論家，乃至於撰稿人、媒體人的一面，他通過文章來為自己的理論做推廣。

  50年代後期，弗里德曼擔任《新個人主義評論》的編輯顧問委員會委員，他頻繁的進行路演，發表他的看法，當他發現黑蘇很有流量之後，他抓住機會開始瘋狂發表極端言論。

  這種言論迎合了國家需要，於是美國國際開發署，花大錢培養了一批「芝加哥男孩」也就是弗里德曼的徒子徒孫，信奉完全自由市場，要把夢想中的理想國建立在地上。

  這種「領先版本」的自由主義戰士打法，讓他迅速脫穎而出，後發先至得了諾獎。

  智利成為了「芝加哥男孩」的試驗地。他們一口氣砍掉國家補貼、全面私有化、放開物價、開放金融市場思————短短五年，GDP縮水五分之一，更為嚴重的是社會問題：智利的失業率飆升到23%，最富的1%人群控制了全國60%的財富。

  智利人食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從15%跳到70%，直到1982年，債務危機爆發，全國陷入「搶糧暴動」，智利政府的合法性破產。幾年後，身在哥倫比亞的餘切又發掘出「聶魯達案」，給皮諾切特政府的屍體蓋上了白布。

  但究其根本，搞死智利政府的人並非餘切，而是弗里德曼。

  加里·貝克爾說：「你不單是一個經濟學家，更像是一種社會符號，流行起來的文化現象————

  當我們走上這條道路時，我們就不可避免和另外的公眾人物進行碰撞。」

  「我們的影響力越強，就越觸碰到更多公眾人物一直到你遇見了餘切。他恰巧是那種略優於你的人。」

  這話迅速讓弗里德曼破防了。

  為什麼每個人都來指責我？

  「你也是叛徒！」弗里德曼說，「你嫉妒我能有這樣的公眾影響力，事實上我能和餘切辯論，只要我報出我的名字，在各國政府都是他們的座上賓！而你無人知曉。」

  「你知道嗎？加里·貝克爾——你是個文學學士，哲學碩士，僥倖入了經濟學的門————你其實心底里崇拜那個人是吧！我知道你是一個余主義分子，你這種人我見多了！凡是寫過文字的，有幾個不對餘切抱有同情，他們嘴上卻十分虛偽一我知道了！你們還是在做那種大文豪呼風喚雨的夢！」

  「我告訴你，這一切該停止了，這不是雨果那個時代了。」

  加里·貝克爾感到弗里德曼前所未有的陌生。

  他雙手一攤：「我只有一句話，祝你好運。」

  弗里德曼因此和加里·貝克爾的關係破裂，他們曾是極為要好的朋友。加里·貝克爾是弗里德曼的學生，但他並非自由主義神教教徒，而更接近於舒爾茨那一派，對此弗里德曼一直感到很遺憾。

  而現在這些遺憾變成了刀子戳進他的心裡，他把過去幾十年的話一口氣說了出來。

  沮喪嗎？

  弗里德曼後悔了，我怎麼能說出那些話？他找加里·貝克爾和解。「我向你道歉。你知道我當時氣的發瘋，我無法控制我的情緒。」

  「讓我再想想吧。」加里·貝克爾說。

  「我期待你的回答，我們本該是最親密的戰友。」

  這一段時間，弗里德曼做了很多事情，他先是起訴《時代》周刊的劉祥成，但託病並不出席法庭，把新聞炒的熱熱鬧鬧，全美皆知。

  劉祥成被噁心得不行，拿出錄音筆裡面的錄音作為證據。

  弗里德曼說：「那是被剪輯過的，我怎麼會答應這樣一篇稿子？這裡面全是污衊和編造。」

  劉祥成找來了餘切那邊的記者一新化社的邵琦和她的稿子，兩篇稿子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弗里德曼又說，「中國記者的新聞是不可信的。」

  十二月，名譽起訴官司正式開打，沒有任何反轉，弗里德曼乾脆敗訴。劉祥成以為這樣弗里德曼該服軟了，卻不料他對媒體表示，「你知道的，這個國家的名人向來都很難維護自己的名譽權，我早已經習慣了。」

  一些媒體質疑弗里德曼「發瘋一樣的碰瓷，陷入到了中年危機」，另一些媒體站在弗里德曼這一邊，之所以站在弗里德曼這邊，不是因為他是弗里德曼，而是因為他反對中國人。

  「做記者報新聞要講政治，講立場。弗里德曼的方式雖然錯了，但他是一個好人，好人不該受到指責。」

  好在《時代》周刊內部較為團結。

  業界相信劉祥成的水平，而且他能拿到餘切的獨家新聞。《時代》背後的華納集團眼紅於內地市場，他們知道餘切在內地很有影響力，為了一個美國經濟學家得罪餘切，這是很不明智的。

  弗里德曼已是昨日黃花，他攫取關注度的醜態————真令人感到可笑！

  他永遠不是沃森那樣的學術明星，沃森敢於直面美國問題，儘管不一定是對的；而弗里德曼只是躲在安全屋裡面，專挑他眼中的軟柿子捏。

  雜誌內部會議里狼狠嘲笑了弗里德曼，主編表示絕對會保護好劉祥成。

  有那麼一刻，劉祥成真的以為是公道和正義保護了他。

  然而會議結束後，雜誌社的記者理察展示了另一個原因：原來，在事情爆發後，餘切給雜誌社打來了電話。他明年要參加諾貝爾經濟學術會議，在那時可以把科爾奈等人拉來，為《時代》周刊提供獨家專訪。

  「我一直相信你們的專業能力，我知道你們不會為一些流言蜚語隨便動搖。我希望劉祥成仍然作為我的採訪者。」

  余先生竟然為我說了話！

  劉祥成心中大定，不禁慶幸起內地改開後實力大增，又有了餘切這樣的國際性人物，他在主要國家都有影響力。

  如果這樁事情爆發在二三十年前，劉祥成的事業恐怕已經完蛋了！

  華人啊！為何要互相防備？如果余這樣的人更多，我們處境也不會像那樣艱難！

  弗里德曼對《時代》周刊糾纏不休感到厭煩，他在媒體上詢問，「為什麼你們不肯指責中國人，卻合起伙來迫害一個美國老教授？」

  這件事情引發了雜誌母公司，華納集團董事的親自回應。「首先，余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其次，《時代》雜誌和中國內地有過一段關係，這本來是我們可以進入內地市場的本錢一我們不願意輕易破壞它。」

  「更直白一點，借用《計劃體制》那本書裡面的話說，我們為了股東負責，而不是為了民族負責。」

  「這樣說太不負責任？責怪余先生吧！他讓你們知道了職業經理人的內幕！」

  在歷史上，《時代》周刊確實和中國有些聯繫。

  其創始人亨利·盧斯出生自中國魯省蓬萊，他父母作為北美長老會的傳教士來到了中國，生下盧斯的那一年，中國正經歷了「戊戌變法」。

  人總是對自己成長的地方有感情的，何況亨利·盧斯早年間有足足十四年都在中國度過。樓台高聳的蓬萊閣、煙波浩渺的大海，以及旖旎奇幻的海市蜃樓，給盧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於盧斯離開中國時，忍不住說「我是魯省人」。他不僅漢語熟練，還在耶魯大學校報上寫過中文詩，因他和中國的密切聯繫，盧斯得以採訪到當時神秘的直系軍閥首領吳佩孚一吳佩孚是蓬萊人，他們是半個老鄉。

  吳佩孚也是第一個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的中國人。

  在紐約上東城65街125號，曾經有一幢典雅的四層紅磚樓。盧斯買下這裡贈給來美國訪問的中國學者，舒慶春、林語堂，梅蘭芳等許多人都在這裡演講和交流。

  盧斯的爹也很厲害，他爹亨利·溫斯特·盧斯中文名叫路思義，路思義這個名字還不熟悉？那麼司徒雷登呢？

  在燕京大學成立時，路思義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兩人分別擔任了副校長和正校長。而燕京大學，現在已併入了燕大，原校址就是現在燕大的燕園一楊振寧住的那一小塊兒地方，就在燕園。

  有這樣奇妙的緣分，本應該是一項歷史遺產，怎麼能因為你弗里德曼就輕易毀掉了呢？

  劉祥成在美國的遭遇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轉述給了餘切。

  余家已經買了電腦。他可能是全中國最早擁有個人電腦的用戶之一。

  就在三年前，中國這片大地才第一次發出電子郵件：中德團隊基於西門子的大型計算機設備，發送了一條「越過長城，走向世界」的電子郵件。

  但那台設備是西門子的。當時的西門子有自己的主機和作業系統，然而德國電腦在九十年代被迅速淘汰掉了。

  餘切用的是搭載微軟3的個人電腦，「王安牌」。在餘切的建議下，王安電腦公司苟延殘喘到了90年代，憑藉物美價廉，成為了不少家庭的入門首選。

  微軟3是一代神級作業系統，至此徹底解決了圖形化的問題。唯一的缺陷是只支持英語，沒有多國語言版本。

  字庫裡面也沒有中文漢字。

  因此，暫時只能用於餘切和國外聯繫，在蓉城居住的馬識途買了個IBM的電腦，那台設備兼容了漢字輸入法，但無法進行可視化操作，馬識途只管碼字，其餘的事情都由他的女兒馬萬梅來輔助。

  「電腦打字比手寫快多了喲！」馬識途打電話笑道。

  餘切鼓勵老馬再接再厲，寫幾本生涯後期代表作。

  馬識途道：「以我現在的能力，只能寫一些回憶錄性質的文章了。我不是你，你還在創作旺盛期—諾貝爾獎不是你的終點，你可千萬不要停下來！」

  餘切當然明白！

  個人電腦的好處就是，餘切的寫文速度遠遠超過以往。本來因為在學術上的投入，他不再像過去那樣，能有幾乎整天的時間進行寫文章，現在個人電腦節約了他的時間。

  《地鐵》的後幾部可以拿出來了，很多讀者已經催更了六七年。

  更為重要的是和朔伊布勒的郵件聯繫。

  為了寫《新資本論》，他原本需頻繁往來內地和歐洲，現在免去了差旅之苦。朔伊布勒擁有最高權限，他幾乎對德國的經濟指標了如指掌。

  「你真的幫了我很大的忙，我相信我們會共同創造出一項傑作。巴登—符騰堡州是你的家鄉嗎？聽說那裡森林茂密，卻又科技發達，工業實力強勁—一從你這裡，我看到了德國人崛起的奧妙。」

  「那正是由你這樣的人所推動的，你們使德國變成了奇蹟的地方。」

  「我迫不及待收到你更多回應，我懷念推著你到處旅行的日子！」

  朔伊布勒收到郵件後，激動的手足無措

  （還有更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