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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8章 你覺得亞瑟爵士是好惹的?那不如先嘗嘗他的輿論操作

  第938章 你覺得亞瑟爵士是好惹的?那不如先嘗嘗他的輿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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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斯敏斯特評論》1837年12月刊《激進派與加拿大:達拉莫伯爵與加拿大人》

  作者: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我原本打算藉此時機,對聲勢日盛的激進派內部各派系加以梳理,使他們彼此得以認清同伴、明白自身,並在消弭成見的基礎上找到共同立場與可協力的目標,與此同時,也可以向那些尚未理解我們的人展示激進主義的真實本質,證明令他們惶恐的那些「妖魔」並非激進主義自身,而是外人牽強附會的偏見。

  激進主義不僅與英國祖祖輩輩珍惜的高貴原則相容,而這也是激進主義原則在當下世界得以延續的唯一途徑。反倒是那些自稱捍衛傳統的保守主義者,以庸俗之心濫用古老英格蘭的教義,令其腐朽部分與高尚部分一同蒙羞。

  唯有透過激進主義的視角,這些傳統才能重獲尊嚴。倘若保守主義者希望使其珍貴之處免於被時代洪流湮沒,他們就必須與激進主義和解,讓其精神融入自身。

  因為激進主義終將勝利!

  這是文明演進過程中無論良莠都必然催生的趨勢,這個時代對激進主義唯一的不確定,僅僅在於何種形態的激進主義能率先占據主流。而這主要取決於那些社會傾力教育的階層能否在為時未晚之際,以明智姿態對待其他群體。

  起初,我曾打算就激進派內部的分歧、目標與組織方式進行系統性論述。然而,由於時局所迫,我不得不在此停筆,如今這些內容只能留待下期再議。

  當下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它使這些重大原則暫時懸而未決,令激進派陣營的共同行動陷入停滯,使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內部產生分歧。無需明言,我所指的正是加拿大問題。

  在當今的政治爭論中,加拿大事務業已成為衡量帝國良知的試金石。倘若我們自稱是一個文明國家,自稱以自由、代議制和民主公正為統治原則,那麼我們理應直面一個問題:一旦憲法被授予人民,那麼它便不再是一紙恩賜,而是不可違背的契約。倘若撕毀這一契約,剝奪這一人民的權利,就是比單純的行政過失更為嚴重的背信。

  近來報紙、議會演講乃至街頭閒談,都熱衷於以「叛亂」、「背叛」、「無知的法裔農民」等詞彙形容加拿大人民,仿佛整個帝國都急於在道義與法律上將他們定罪,而不去追問更本質的問題:究竟是誰首先破壞了殖民地的憲政生活?

  究竟是誰將自治權利變為空殼,迫使一個民族不得不以最痛苦、也是最絕望的方式表達抗議?

  讓我們首先假定對加拿大人的指控全部為真:他們是被征服者,他們心懷不滿,他們拒絕以英國的利益為唯一標尺衡量自身命運。


  即便如此,他們的行為也不過是被征服民族所採取的那種行動。

  我們從不會以「叛徒」稱呼反抗沙皇暴政的波蘭人,也不會將希臘人從奧斯曼人手中爭取自由的努力視作犯罪。

  然而,同樣的道德標準為何在帝國的疆域上,就忽然改變了意義?

  難道自由一旦跨過大西洋便瞬間失去了價值,代議制度一旦進入了殖民地便成了可以隨意剝奪的權利?

  英國在加拿大問題上之所以會遭遇失敗,並非是因為那裡的人民天性好鬥或不知感恩,而恰恰是因為我們從未真正尊重過他們的自治。

  議會一次又一次否決建立加拿大責任政府的法案,殖民地官員通過行政權力繞開民選代表,稅收分配與公共資金全都由外來官員主導,在這樣的前提下,又要荒唐的指責加拿大的下院效率低下、阻礙治理。

  制度倘若被人為閹割,當然會顯得屏弱。人民倘若被剝奪權利,自然會顯得激烈暴躁。

  現今加拿大掀起叛亂,其罪過不在那些舉起義旗的被壓迫者,而在壓迫的制度設計本身。

  因此,當某些激情過度的議員呼籲要以絞刑與流放來「給加拿大一個教訓」時,我必須指出:他們忘記了文明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的分界線。

  我們固然可以憑藉武力強行鎮壓,但一旦以暴力解決制度矛盾,我們就必須承認:帝國並非建立在自由原則之上,而是建立在力量優勢之上。如此一來,鎮壓行為反倒會賦予被征服者一種道義榮耀。因為在歷史上,凡是以武力對抗暴政的參與者,最終都不會被記作罪犯,而是被視為追求自由的人民。

  不少英國人自以為同情加拿大,然而卻在同情的同時,否認加拿大人在政治上的能力。他們願意給予慈善募捐,卻不願給予權利。這樣的慈悲不過是另一種傲慢,是假仁假義。因為真正的正義並非寬恕,而是承認人民擁有通過自身代表參與政治事務的權利。如果加拿大人能夠管理自己的私人事務,那麼他們便同樣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務。

  如果我們認為他們不配擁有自治,那麼我們就應該誠實地承認:我們否定的不是某個民族的能力,而是否定自由的普遍性。

  倘若我們因對加拿大人的蔑視而拒絕給予自治權,那麼我們所否定的便不是他們的資質,而是自由本身的適用範圍。仿佛自由只屬於少數幸運兒,而不是屬於帝國中的每一名臣民。

  在這樣的危險關頭,我們愈發需要一個能夠看見制度弊端,並願意以理性與同情心修補裂縫的人。回望近年來的殖民治理,少有人能像達拉莫伯爵那樣,既洞悉帝國利益與殖民地民意之間的差距,又願意越過傳統官僚的惰性,嘗試以新的政策化解衝突。

  他並非完人,然在當下的荒謬局面中,他的失勢恰恰暴露了政府自身的短視與遲鈍。一個敢於直言指摘制度缺陷的優秀政治家,卻被斥退得比那些製造缺陷的人更快。


  加拿大的動盪之所以會發展到今日這一地步,並非僅僅因為殖民地政府中布滿蛀蟲,還因為倫敦在最關鍵時刻表現出了令人羞愧的怯懦與混亂。墨爾本內閣在加拿大問題上所展現的,不是統治的智慧,而是懼怕責任的心態。他們在維護憲政原則與迎合殖民地少數利益集團之間躊躇不前,結果兩邊皆不能安撫,只留下制度的廢墟與人民的憤怒。

  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能重申《威斯敏斯特評論》一貫的觀點與立場。應當不會有人認為本刊曾經流露過哪怕一絲對內閣的敵意、不願公正待之或拒絕與輝格黨結盟的傾向。在不違背我們事業與貶損品格的前提下,我們已竭盡所能向內閣靠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妥協以求協作。

  我們所求不過是為英國的自身利益服務。只要他們願意繼續執政,作為支持他們留任的回報,我們要求的不過是通過《無記名投票法案》。而內閣卻恰好選在此刻,前所未有地公開表示了其對無記名投票的敵意。

  因此,我們的支持必須在此劃下界限!

  因為這絕非孤立事件,這不僅是內閣在某項政策上的退縮,更是一種政策轉變的徵兆。

  在激進派看來,近期輝格黨大選慘敗的正確解讀應當是:除非給選民提供無記名投票這把保護傘,或是給予他們認為值得奮鬥的目標,否則他們不會繼續忍受犧牲與苦難,英國人民不會僅僅因為討厭保守黨便願意維持現有內閣。

  然而墨爾本內閣對本次大選中的失敗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讀,他們的解讀是:這個國家正在轉向保守主義。因此,他們也必須變得保守起來,而這一結果的例證便是內務大臣約翰·羅素勳爵針對加拿大的宣言。

  更令我痛心的是奧康內爾先生,這個為了愛爾蘭自由奮鬥一生的勇士,本應最能體恤另一個被壓迫民族的苦難。然而在加拿大問題上,他卻採取了與自由精神背道而馳的立場,魯莽的繼續偏袒著內閣。或許在他眼中,英國人民但凡關心其他事物,便無人會真正在乎愛爾蘭。

  明智如奧康內爾先生,竟然未能洞見:愛爾蘭的福祉與英格蘭、蘇格蘭以及海外殖民地的福祉,其實都取決於我們在民眾中的影響。當這一根本遭受威脅時,我們寧可承受一切次要風險,也要爭分奪秒地搶占必要陣地,以捍衛我們的力量源泉。公開反對任何拒絕進一步改革的政府,正是每位激進派人士義不容辭的立場。

  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激進派以當初議會改革時,對待格雷伯爵的明確立場,來直面墨爾本子爵吧!

  讓我們脫離與輝格黨的同盟,公開轉入反對陣營!

  這種反對不應是無理取鬧,正如我們會支持保守黨的合理提案那樣,我們依然會對輝格黨提出的、值得擁護的議案投贊成票。但倘若保守黨提出對墨爾本內閣的不信任動議,激進派必當鼎力支持。


  乍看之下,這或許會導致保守黨上位。但如果能藉此打造出我們最重視的、

  緊密強勢的激進反對派,那麼,這點損失何足懼哉!

  況且,任何擁有政治常識的人,稍加思量便會明白,保守黨內閣並非必然,也絕非此舉的歸宿。組閣的必要條件在於掌控下院的多數席位,因此,單靠保守黨的力量根本無法達成。這個多數派只能由輝格黨與保守黨聯手,或者輝格黨同激進派聯合構成。

  而能否繼續執政的選擇權終究握在輝格黨手中,倘若他們選擇保守黨人,那麼據我們揣測,輝格黨人的政治傾向便會昭然若揭,我們也能徹底看清用公開的保守黨內閣置換披著輝格外衣的保守黨內閣是否會有損失。

  倘若輝格黨人沒有選擇與保守黨結盟,在墨爾本內閣倒台後,他們無疑會提出對保守黨內閣的不信任動議作為報復。

  此時,激進派理應秉持基本道義與其聯手。憑藉激進派常規的政治運籌,不信任動議勢必獲得通過。屆時唯一可能的組閣方案,必將是輝格黨與激進派擁有平等話語權的聯合內閣。

  激進派不應通過苛刻條件迫使輝格黨投入保守黨懷抱。他們只需改組內閣,剔除約翰·羅素勳爵等輝格黨內的保守主義者,便可獲得激進派的擁抱。然而,激進派也將藉此贏得重大勝利,既彰顯我們作為執政陣營的影響力,又擺脫了純粹附庸的政治形象,更能重振全國自由派消沉低迷的士氣與日漸渺茫的希望。

  《蒙特婁到底燒沒燒?墨爾本內閣教你怎麼一句話都不用說》

  據本報讀者來信,加拿大殖民地近來似乎不太平,但如果你只看白廳的公報,你會以為蒙特婁一片歌舞昇平。

  可惜的是,遠在殖民地的讀者告訴我們,加拿大當地的「六縣聯盟」吵吵嚷嚷,然而政府卻連人都抓不穩,一支押送囚犯的小隊被人從路上拎走了,比拎走一籃子菜還容易。

  《加拿大起義?一派胡言!》

  內閣發言人在今日召開的記者會上公開闢謠:「我們沒什麼好公布的,殖民事務部的文件還沒到。」

  《1775年的影子正在魁北克上空徘徊》

  加拿大的青年在練槍,農民在武裝集會,愛國者黨在寫獨立聲明,政府軍剛在聖丹尼斯吃了敗仗,這一切的一切,都讓老練的歷史學家們臉色發白:「這不正是當年北美獨立戰爭的重演嗎?」

  樂觀主義者認為加拿大不會獨立。但悲觀主義者忍不住反問:「在北美十三州獨立前,誰又認為美國真的能獨立呢?」

  《壞消息:加拿大爆發大規模起義!》

  《好消息:這次至少法國佬沒來攪局!》

  《加拿大獨立之我見:一位道德觀察者的街頭札記》

  昨夜我從西印度碼頭回家,遇見一群碼頭工人與搬運工正圍著一張來歷不明的北美地圖嘀嘀咕咕。他們指著魁北克與蒙特婁,有人甚至賭五先令,說:「那地方要鬧成第二個美國了。」

  我原以為這只是勞工間的醉話,直到我今日翻閱各份報紙,發現內閣至今不肯公開加拿大局勢,而街頭傳聞卻越發驚心。

  有人說「六縣聯盟」已經派出代表前往美國求援,他們的民兵也正在華盛頓接受秘密訓練。

  有人說加拿大農民已經發誓不再聽從倫敦人的命令。

  更有甚者,居然聲稱:「蒙特婁的夜裡都能聽見不自由毋寧死」的呼喊」

  。

  我不知道這些是否屬實,可我知道一種聲音比真相傳播得更快,那就是沉默。

  墨爾本內閣的沉默,在這三日來,就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扼住了倫敦街頭的喉嚨。

  每個人都在猜,他們瞞著什麼?

  加拿大到底燒到什麼程度了?

  我不是政客,也不是紳士,只是一個靠賣字謀生的小人物。

  但就連我也記得歷史書里寫著,當年北美十三州獨立前,政府也是這般沉默O

  那時他們說:「只是小騷動,一切盡在掌握。」

  結果幾個月後,他們掌握的就只剩紐約與羅德島了。

  我聽一位從北美回來的水手說:「加拿大人現在的憤怒,比十三州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不知道他說得是不是誇張,但我知道碼頭工人們聽完後都點了點頭。

  街頭茶攤旁,一個擦皮靴的孩子問我:「先生,我們會不會再打一場美洲戰爭?」

  旁邊的老婦人罵了一句「孩子別亂說話」,可她的手卻抖得厲害。

  我心想:「如果連孩子們都開始問這種話,那就離災禍就不遠了。

  輝格黨認為人民需要的是安靜。

  可在我看來,人民需要的是消息。

  出了問題,越是捂,它就越是容易炸鍋。

  越是拖延真相,漫天謠言就越是會長出翅膀。

  如果事情真如街頭傳聞那樣,倘若加拿大真的走上十三州的舊路————

  最終買單的會是誰呢?

  是我們這些在查令十字喝一便士啤酒的人。

  白廳為何遲不肯公布情況?


  或許是因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需要花多少軍費?

  不,不可能,因為他們經常告訴我們,白廳里坐著的都是英國最有智慧的人。

  既然如此,那就是因為他們知道得太明白,太清楚,所以才不肯開誠布公。

  有傳言說,議會馬上要討論的下一個議案,便是新增「北美措施資金」。

  翻譯過來就是:「我們自己製造的麻煩,需要你們幫忙買單。」

  但是,如果事情真是如此的話,我不禁想要反問一句。

  憑什麼?

  署名:一位關心帝國命運的旁觀者。

  (還有更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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