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4章 被索雷爾征服，或征服索雷爾（求月票！）

  第714章 被索雷爾征服，或征服索雷爾（求月票！）

  萊昂納爾在東京大學的演講結束以後，迅速在整個日本的輿論界引發了前所未有的轟動。

  而原本他剛來的時候，日本的報紙還保持著克制，鹿鳴館的舞會雖然盛大，但那只是華族和高官們的事。

  幾家大報紙敷衍地描述了他所受到的歡迎，並且是放在「文壇雜俎」這種欄目里。

  於是「法國文豪來日巡訪參觀」的新聞，和「某俳人新作發表」、「歌舞伎座新劇目上演」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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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克制不是沒有原因的。早在萊昂納爾來日本之前，東京的報館老闆們就私下議論過該怎麼報導他。

  法國文人是什麼德性，他們多少聽說過——

  巴黎的作家們成天泡在咖啡館和沙龍里，寫些傷風敗俗的小說，畫些不堪入目的圖畫，私生活更是混亂不堪。

  比如那個寫出《羊脂球》的莫泊桑，據說有上百個情婦！

  如果萊昂納爾也是這樣一個「傷風敗俗」的法國文人，那日本的報紙怎麼能大肆報導？

  更何況，萬一萊昂納爾是抱著「獵奇」的心態來的呢？

  這些年到日本來的西方人不少，外交官、傳教士、商人、冒險家，什麼人都有，唯獨沒有文化名人。

  絕大多數外國人對日本的態度，都讓日本的精英階層很不舒服一併不是蔑視，蔑視至少還能激起憤怒。

  他們對日本幾乎都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欣賞」，像在動物園裡看珍禽異獸。

  他們拍日本的寺廟，拍日本的藝伎，拍富士山和櫻花，拍那些最符合「東方風情」想像的景象————

  然後把照片帶回歐洲，印在明信片上，賣給那些一輩子不會來日本的人。

  他們夸日本「美麗」、「精緻」、「神秘」，但從不把日本人當成和他們一樣的人。

  日本拼命學西洋建鐵路，造工廠，辦大學，改法律，穿西裝，跳華爾茲—

  就是想證明自己已經「文明」了，已經不是「珍禽異獸」了。可那些西方人還是不把他們當回事！

  鹿鳴館的舞會辦得再盛大，歐洲的外交官也只會在私下裡評價「日本華族們的姿態笨拙但精神可嘉」。

  精神可嘉？這誇獎比罵人還難聽。

  所以萊昂納爾來的時候，日本報紙的心情很複雜。

  一方面，這是歐洲頂級的文化名人主動來日本，前所未有，當然要大報特報。

  另一方面，他們又怕一怕萊昂納爾回去寫的又都是富士山、藝伎、武士刀、切腹、

  忠臣藏之類的「東洋奇觀」。

  然後再把日本人刻畫成一群可愛的、努力模仿西洋的黃皮猴子。

  要是那樣，他還不如不來！

  ——直到三月一日下午，《東京日日新聞》的年輕記者德富蘇峰，帶著採訪的手稿回到報社以後。

  他被派去聽演講純粹是因為資歷淺一—老記者們不僅英語糟糕，而且都不想浪費時間去聽一個法國人「布道」。

  德富蘇峰曾經在東京的同志社英語學校學習，英語很好，還會一點法語和德語，是報社難得的外語人才。

  但他那天的樣子把整個編輯部的人都嚇了一跳—臉是白的，眼睛是紅的，就像剛剛哭過，手裡緊緊攥著筆記本。

  總編兼社長福地源一郎問他：「怎麼了？演講取消了？」

  德富蘇峰搖頭。

  「他說什麼了？」

  德富蘇峰張了張嘴，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他把筆記本往福地源一郎的桌上一放，然後蹲在牆角，抱著頭，不動了。

  福地源一郎拿起筆記本，翻開第一頁。

  德富蘇峰的字跡很潦草，看得出是邊聽邊記的，很多地方用了縮寫。

  但萊昂納爾說的那些話，還是一句一句跳進他眼睛裡」文學語言必須是活人嘴裡說出來的話。」

  「日本人用別人的語言寫作，寫得再好，只是在給那個已經死了的時代守靈。」

  「個體命運高於階層身份。這是現代文學和古典文學最根本的區別。」

  「小說首先應當忠於人，而不是忠於訓誡。」

  「真正的文學應當能反過來審問——日本今天的文明，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

  福地源一郎看完，把筆記本合上，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站起來，走到德富蘇峰面前，蹲下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寫稿子，能寫多少寫多少。明天頭版。」

  德富蘇峰抬起頭，眼睛還是紅的：「可是社長，我記不全，我完全聽入迷了，很多話都忘了記。」

  「記多少寫多少。」

  「可是————」

  「你不寫，別人也會寫。你是在場的人，你寫得比別人更真切。」

  德富蘇峰咬著牙站起來，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起筆。

  第二天，《東京日日新聞》的頭版頭條是—《法國文豪索雷爾氏，於東京大學傳授文學真理》

  標題下面是一篇將近三千字的報導，幾乎就是德富蘇峰筆記的全部內容，福地源一郎一個字都沒刪。

  同一天，《朝野新聞》也刊登了演講的詳細記錄，篇幅更大，足足占了兩個整版。

  他們的記者準確地還原了萊昂納爾說的每一句話，甚至連最開始那句「我不是來教你們怎麼寫小說的」都沒漏掉。

  《朝日新聞》除了報導外，還特地加了一篇評論，標題是《我國文學之歧路—聽索雷爾氏演講有感》。

  第二天開始，幾家報紙就派人守在東京大學的校門口，攔住每一個學生，詢問他們是否聽過萊昂納爾的演講。

  到了第三天，各家報紙至少登了十幾篇學生的訪談，雖然每個人的說法都不太一樣，但每一篇都用了很多感嘆號。

  有一個叫山田武太郎的預備科學生的訪談特別引人注目，記者問他聽完演講的感受，他直接把一本筆記本遞給記者。

  記者接過筆記本，看到上面寫著——

  【如是我聞。一時，索氏在東京本鄉，與大文學部諸生教授百五十人俱。爾時，索氏著裘持杖，入講堂，升高座。

  有文學部生在大眾中，即從座起，白索氏言：「希有文豪！我等久仰盛名，如旱苗望雨。今日得見，幸甚幸甚。

  我等欲興新文學，心有所住，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索雷爾氏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汝等欲興新文學而心有所住。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汝等欲興新文學者，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願樂欲聞！」

  「所有一切文學之類若漢文，若和文，若雅言，若俗語，若譯體，若古體，若今體，若戲作——

  我皆令入活人之語而度脫之。如是度脫無量無數無邊文體，實無文體得度脫者。何以故？

  若文學者有漢文相、和文相、雅俗相、美醜相，即非真文學————」】

  記者驚問：「你這是用佛經的格式寫的？」

  山田武太郎點點頭：「因為索雷爾先生說的話，對我來說就像佛經一樣。」

  這段訪談登出來以後，整個東京都轟動了。

  不是因為這個學生把萊昂納爾比作佛陀—日本人向來喜歡用佛教的框架來理解新事物，這不算稀奇。

  稀奇的是他的態度，一個東京大學的學生，日本最頂尖的精英，居然用近乎宗教崇拜的語氣來談論一個外國人。

  這在日本近代史上極為罕見。

  而整個東京地區，凡是能接觸到報紙的學生，都在熱烈地討論萊昂納爾的演講。

  甚至開始有學生舉著報紙問講授漢文的老師：「索雷爾先生說，在日本，漢文是死人的語言，您怎麼看？」

  到了三月五日，報紙對萊昂納爾的報紙開始走向失控，其中就屬《讀賣新聞》最誇張。

  作為一份刊登通俗小說和市井傳聞的小報，它敏銳地抓住了熱點，頭版標題赫然是：

  《日本文學的「救主」降臨了！》

  文章里寫道：

  【————索雷爾氏，年未滿三十，然其學識之淵博，思想之深邃，言辭之犀利，實為吾輩見所未見————

  彼不遠萬里，自巴黎而來，非為獵奇，非為遊玩，乃專為傳授文學之真理於我日本青年————

  其言如甘露，其行如慈父，其德如聖人————東京大學諸生，聞其言者，無不感泣————】

  日本政府和井上馨完全沒有預料到事情會發展成這樣。

  鹿鳴館門口聚集的記者和年輕人越來越多，最早只有十幾個人，後來變成三四十個，到三月五日已經超過了一百人。

  他們從早到晚守在那裡，只要鹿鳴館的大門開一條縫，所有人就一起往前擠。

  有人想遞自己的小說給萊昂納爾看，有人想請萊昂納爾簽名，有人只是想對萊昂納爾說一句「謝謝您來日本」————

  還有人什麼都不為，就是站在那裡，因為「和索雷爾先生呼吸同一片空氣也是好的」

  這是《讀賣新聞》採訪一個女學生時，她親口說的。雖然很多人認為這完全是記者為了博眼球杜撰出來的。

  三月六日的深夜，一個名叫幸田露伴的年輕人翻過鹿鳴館的圍牆，懷裡揣著一沓厚厚的手稿。

  雖然他沒跑幾步就被保安抓住了，但還是引起了井上馨極大的警惕，臨時給鹿鳴館增加了十多名守衛。

  第二天，幸田露伴翻牆的故事見了報。《讀賣新聞》再次抓住熱點，以《文學青年，夜闖鹿鳴館》為標題報導。

  文章最後寫道：【其志可嘉，其情可憫。我國青年對文學之熱忱，由此可見一斑。】

  但在這幾天的混亂中，最風光的人不是萊昂納爾，而是孫文。

  由於萊昂納爾拒絕接受專門的採訪，記者們求見無門，就把目光轉向了萊昂納爾身邊的人。

  尤金·阿傑特和約瑟夫·康拉德都是外國人，而且一個只懂照相、一個只懂航海，問不出什麼；

  鹿鳴館的侍者和官員們又守口如瓶；於是只有孫文了。

  孫文沒有拒絕採訪。準確地說，他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應該」拒絕採訪。

  當記者在鹿鳴館外攔住他，問他「孫先生，您對索雷爾先生有什麼了解嗎」的時候，孫文的眼睛亮了。

  他就站在路邊，用英語整整說了四十分鐘，滔滔不絕，引經據典，還夾雜著大量「索雷爾先生曾經對我說————」

  第二天，《郵便報知新聞》登出了孫文的訪談，標題是《索雷爾氏之清國隨員，暢談文豪思想》。

  文章里稱孫文為「索雷爾氏最親近的東亞弟子」，「雖年少，然見識不凡，談吐從容，頗有乃師之風」。

  孫文看完報紙，興奮得在房間裡轉了好幾個圈。他把那篇報導讀了三遍，然後小心翼翼地剪下來，夾進筆記本里。

  從那以後，每天都有記者來找孫文。孫文來者不拒。他站在鹿鳴館的庭院裡，被一群記者圍著，用英語侃侃而談。

  他的英語雖然帶著廣東口音，但流利得很，而且說起話來條理清晰，時不時還能冒出幾句萊昂納爾式的警句。

  「索雷爾先生說過，複雜的只是弱者的掙扎，強者只需要一招。」

  「索雷爾先生認為，語言統一是現代國家的基石。」

  「索雷爾先生對日本的評價？他說日本有菊」的一面，也有刀」的一面。具體是什麼意思，你們自己去想。」

  記者們如獲至寶，把這些話一字不漏地記下來，還讓報社的雕版師傅畫了孫文的模樣，和文章一起印刷出來登了報。

  報紙上孫文穿著萊昂納爾送他的西服，眼神明亮，雖然留著一根粗辮子，但看起來確實有幾分「少年英才」的樣子。

  日本的年輕人們開始嫉妒了。

  「那個清國人憑什麼？」一個東大的學生在咖啡館裡拍著桌子說，「他不過是運氣好，在夏威夷碰上了索雷爾先生。

  要是索雷爾先生先來日本，我就是那個隨員！」

  他的同伴冷笑：「你？你英語說得過他嗎？據記者說，他的英語好得像美國人！」

  「我————」

  「你呢？你連《血字的研究》的英文版都讀不懂。」

  那個學生漲紅了臉，不說話了。

  類似的對話在東京的各個角落裡反覆上演。日本年輕人一邊瘋狂追捧萊昂納爾，一邊對孫文羨慕嫉妒恨。

  有人甚至給報社寫信，建議「由政府出面，選派優秀日本青年，隨侍索雷爾先生左右，以取代清國隨員」。

  這封信被登在《讀賣新聞》的讀者來信欄目里，引發了更大的爭論。

  萊昂納爾聽說了孫文這幾天的表現，什麼都沒說。

  只是在吃晚飯的時候，忽然問了一句：「你最近和記者說的話，有沒有添油加醋？」

  孫文立刻放下筷子，正色道：「絕對沒有。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您說過或者我親身體會的。我以人格擔保。」

  萊昂納爾看著他，停了幾秒，然後點了點頭：「那就好。」

  孫文暗暗鬆了口氣。

  他確實沒有瞎編萊昂納爾的話，但加了不少自己的理解和發揮，不過他安慰自己—

  嚴格來說，這不算撒謊！

  不過萊昂納爾似乎不在意。或者說，他默許了。

  這幾天裡，萊昂納爾也不是什麼都沒做。他陸續參觀了東京的工部大學校、海軍兵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

  其中工部大學校是日本最頂尖的工程技術學府，由工部省直轄，專門培養鐵路、礦山、電報、建築等技術人才。

  校長大鳥圭介親自迎接，帶著萊昂納爾參觀了繪圖室、物理實驗室、機械工坊和土木工程模型室。

  萊昂納爾看得很認真。他在物理實驗室里停留了將近一個小時，詳細詢問了日本在電力研究方面的進展。

  當得知工部大學校已經開設了電學課程，並且有專門的實驗室時，他點了點頭，說：「很好。」

  就這兩個字。在場的學生和教授們等了半天，以為他還有下文。但萊昂納爾已經轉身走向下一個展廳了。

  在機械工坊，萊昂納爾看到一台從英國進口的蒸汽機模型，停下腳步，問：「這台機器，日本自己能造嗎？」

  大鳥圭介猶豫了一下，誠實地說：「目前還不能。核心部件需要從英國進口，我們只能做外殼和一些簡單的零件。」

  萊昂納爾點點頭，沒再問了。

  整個參觀過程持續了三個小時。萊昂納爾全程表情平靜，偶爾點頭，問一兩個技術性的問題，但從不發表長篇大論。

  記者們跟在後面，拼命想從他臉上讀出點什麼，但什麼都讀不出來。

  參觀結束後，大鳥圭介請萊昂納爾對學生們說幾句話。

  萊昂納爾想了想，說：「你們學的東西，比文學有用。好好學。」然後就離開了。

  這句話被記者們記下來，登在第二天的報紙—《索雷爾氏評工部大學校：比文學有用！》。

  文章里寫道：「索雷爾氏雖為文豪，然於工科之重視，溢於言表。其對我國工業教育之肯定，令人振奮。」

  但校長大鳥圭介私下對同事說：「他說比文學有用」，意思是不是我們的文學太沒用了？」

  而萊昂納爾在海軍兵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的參觀過程中，說的話更少。只有在觀看陸軍士官學校的士兵操練時，忍不住說了一句「很好！很有精神！」

  無論兩所學校的校長伊東祐鷹與曾我祐准如何邀請，他都用同樣的理由拒絕了：「我不懂軍事。」

  離開陸軍士官學校的路上，孫文忍不住問：「索雷爾先生，您為什麼兩次都說自己不懂軍事？您明明————」

  萊昂納爾打斷他：「我就是不懂。」

  孫文閉上了嘴。

  隨後萊昂納爾又謝絕了參觀造兵廠和品川玻璃廠、富岡制絲廠的行程。

  井上馨沒有勉強他，只是在日程表上把這些項目劃掉了。

  整整一周的折騰後，萊昂納爾在東京的行程，終於只剩下一項了。

  一八八五年三月九日，慶應義塾大學的三田校區，剛剛清晨就早早地喧鬧起來了。

  事實上，很多人前一天晚上就沒睡。住在三田附近的塾生們天還沒亮就起床了，一遍遍檢查自己的儀容。

  住得遠的墊生乾脆在教室打地鋪，省得第二天趕路。

  校長福澤諭吉本來在大阪參加一個關於廢除太政官制、確立內閣制的討論會。

  但接到來自東京的電報後，他就立刻中斷行程，連夜坐馬車返回。

  電報是他的長子福澤一太郎發的，只有一行字—「索雷爾氏九日來訪。父親速歸。」

  福澤諭吉看完電報，對身邊的人說：「這是我等了十年的機會。」

  福澤諭吉今年五十一歲。他的《勸學篇》已經出版了十三年，《文明論概略》也出版了十年。

  他甚至被日本人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慶應義塾是他一手創辦的，是日本最早傳授西洋實學的私立學校，也是「文明開化」最重要的思想陣地。

  但福澤諭吉心裡清楚，無論他在日本有多大的影響力，在西方人眼裡，他依然只是一個「開化的野蠻人」。

  他寫文章批評中國和朝鮮「固守舊習，拒絕文明」，自己則全力推動日本學習西洋的制度、技術、思想和生活方式。

  他相信只要日本足夠「文明」，西方列強就會把日本當成平等的夥伴。

  可現實一次次打他的臉。

  不平等條約還在。治外法權還在。西方人看日本的眼神，還是那種居高臨下的「欣賞」。

  鹿鳴館的舞會辦了一年多了，華族夫人和小姐們跳了無數支華爾茲，可修約談判依然毫無進展。

  福澤諭吉漸漸明白了一個殘酷的事實：

  西方人承認你「文明」，不會是因為你學了他們的衣服、舞蹈和刀叉，只會是因為他們覺得你「有用」；

  又或者，因為他們覺得你有足夠的實力，能威脅到他們。

  日本現在既不夠「有用」，也談不上「威脅」。所以西方人還是把日本當成一個有趣的、努力模仿西洋的東方國家。

  直到萊昂納爾·索雷爾來了。福澤諭吉在火車上，看完了所有能搜集到的關於萊昂納爾的報紙。

  從萊昂納爾抵達橫濱的報導，到東京大學演講的詳細記錄：從孫文的訪談，到學生們對演講內容的爭論；

  從工部大學校的參觀，到海軍兵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的沉默————他一個字都沒漏。

  看完之後，福澤諭吉靠在座椅上，閉著眼睛想了很久。

  然後他對隨行的塾生說：「這個人不一樣。」

  塾生問：「哪裡不一樣？」

  福澤諭吉沒有回答，只是從自己包里掏出一份他反覆斟酌，寫了很久的文章，然後拿出筆，再次修訂起來。

  如果萊昂納爾·索雷爾之前「征服」了日本，那他就要用這篇文章「征服」萊昂納爾·索雷爾。

  文章的封面，是用漢字寫的三個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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