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 短命皇帝朱常洛

  後金崛起後，遼東的守衛，成了大明的第一消耗，每年約需銀四百餘萬兩！

  朱翊鈞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

  明末三餉，也就是遼餉、剿餉、練餉，這三餉的加派，不但沒有消滅賊寇，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朝的起義洪流中。

  朱翊鈞面對這樣的局勢，心情極為低落，終日愁眉不展。

  這樣一來，朱翊鈞就更加沉溺酒色無節了，他外有國事困擾，身子又被酒色虛淘，哪裡還承受得起？終於病重不起。

  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鈞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後一口氣，終年五十八歲。

  二十二日，朝廷發喪，二十三日頒布遺詔，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

  《明史》對宋神宗朱翊鈞的評價是：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

  朱翊鈞的前十年，因為有張居正在，所以，這是欣欣向榮的十年；第二個十年，是朱翊鈞自己親政的十年，他為了超越張居正，發憤圖強，確實做得很好；可是，後面近三十年，他開始怠政，幾乎不上朝，雖然，權力仍然抓在手裡，但是，對國家的管理，可就沒那麼到位了！尤其是面對後金的崛起，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另外，三大餉，加重的百姓的負擔，為後來農民的起義，埋下了伏筆。所以史書上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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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假如朱翊鈞的晚年，能夠正常一點，不那麼沉迷酒色，不那麼怠政，明朝就算會亡，也不會亡於後金之手！

  朱翊鈞雖然是明亡之始，但他好歹運氣不錯，當了四十幾年的皇帝，而他的兒子朱常洛可就沒那麼好運氣了，只當了短短一個月的皇帝，就駕崩了！

  朱常洛是明神宗偶然臨幸宮女所生。

  朱翊鈞的皇后王氏、昭妃劉氏自萬曆六年冊封后，都無子嗣。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朱常洛在其生母李太后的慈寧宮中私幸宮女王氏，後來王氏有孕，朱翊鈞忌諱這件事情而不敢承認，但在內起居注中記載了這件事情，並有當時賞賜給王氏的實物為證，再加李太后盼孫心切，最後被迫承認這件事情。

  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朱翊鈞冊封宮女王氏為恭妃，於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生子，是為朱翊鈞長子，取名常洛。

  不久，朱常洛遭遇人生第一案——挺擊案！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公元1615年5月30日，一名三十多歲的男子張差手持棗木棍，闖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逢人便打，傷及守門官員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內官韓本用將持棍男子抓獲，宮內才平靜下來。

  事發過後，張差供認系鄭貴妃手下宦官龐保、劉成。鄭貴妃為免心腹受罪，向皇帝哭訴。但是太子差點遇害，朝中大臣們議論紛紛，皇帝無奈，說這件事最好是你向太子爭取諒解。鄭氏跪拜太子，太子慌忙回拜。

  最後，朱翊鈞與太子不願深究，以瘋癲奸徒為罪名，殺張差於市，由於人證消失，龐、劉二犯有恃無恐，矢口否認涉案。

  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六月一日，朱翊鈞密令太監將龐保、劉成處死，全案遂無從查起。

  史稱「梃擊案」。

  但梃擊案過後，檢討繆昌期認為「梃擊」後台是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於是義憤地說：奸徒狙擊太子宮，能以「瘋癲」二字開脫亂臣賊子之罪，以「元功奇貨」抹煞忠臣義士嗎？後繆昌期被閹黨陷害致死。

  朱常洛經過挺擊案後，地位並沒有提高。

  朱翊鈞最寵愛嬪妃是鄭氏，所以最寵愛的皇子就是鄭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鄭氏被晉封為皇貴妃後，藉機乞求朱翊鈞立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自己則做皇后。

  他倆人寫下合同，在道教廟宇中立誓。

  朱翊鈞的承諾，違背了祖制和封建禮制，他想要成功，是非常難的，因為，明朝已經形成了一股皇帝都難以擊敗的勢力——文官勢力！

  朱翊鈞為了實現承諾，遲遲不立太子。

  朝中大臣紛紛猜疑，擔心鄭氏謀立皇三子，損害國本。

  他們爭相提及皇儲問題，奏摺累計成百上千，無不是指責後宮干政，言辭之間矛頭指向鄭皇貴妃。

  朱翊鈞擱置不管，仍舊寵愛鄭氏。

  國本之爭，實在讓皇帝頭疼，使得他不得不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三子朱常洵為福王、五子朱常浩為瑞王、六子朱常潤為惠王、七子朱常瀛為桂王。

  爭國本事件，是萬曆年間最激烈最複雜的政治事件，前後一共逼退內閣首輔四人：申時行、王家屏、趙志皋、王錫爵，部級官員十餘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員人數達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罷官、解職、發配充軍，整治另外一股勢力——「東林黨」。

  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朱翊鈞駕崩。

  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一日，泰昌帝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沖粹無病容」，就是行走、儀態正常，沒有疾病的症象。

  他在登基後，各發銀100萬兩犒勞遼東等處邊防將士，罷免礦稅、榷稅，撤回礦稅使，增補閣臣，運轉中樞，使得「朝野感動」，儼然再遇明主。

  哪裡知道，接下來小小一顆紅丸，要了朱常洛的命！

  朱常洛舉行登基大典後僅十天，也就是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初十日，突然一病不起。

  第二天的萬壽節，也取消了慶典。

  《國榷》記載：鄭貴妃「進侍姬八人，上疾始憊」。

  《罪惟錄》也記載：「及登極，貴妃進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

  也就是說，身體好好的朱常洛，就是因為鄭貴妃進侍的美女，導致了身體被搞垮。

  我們覺得奇怪的是，八個美女，雖然不是一般的男人能夠搞得定，但也不至於十天就把身體搞壞。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八名侍女，一定給皇帝吃了藥，一種能夠夜御八女的藥，這才短短十天時間，把皇帝的身體搞垮。

  八月十四日，朱常洛病重，召內官崔文升治病。

  崔文升本是鄭貴妃宮中的親信太監，朱常洛召他看病，簡直就是召來閻羅王！

  崔文升在鄭貴妃的指使下，向皇帝進「通利藥」，即大黃。

  大黃相當於瀉藥。

  朱常洛一個病懨懨的病人，吃瀉藥，那還不死得快的！

  朱常洛吃完瀉藥後，接下來的一晝夜，連瀉三四十次，身體極度虛弱，處於衰竭狀態。

  後來，廷臣們對於崔文升進藥的資格和所進藥物是否符合醫學原理兩點，對其進行猛烈的抨擊。

  給事中楊漣說：「賊臣崔文升不知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於法正宜清補，文升反投相伐之劑。」

  楊漣認為，朱常洛本來身體就虛弱，應當進補，而崔文升反而進以瀉藥，其心叵測。

  這時，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兩家外戚都認為其中必有陰謀，遍謁朝中大臣，哭訴宮禁凶危之狀：「崔文升藥，故也，非誤也！」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國公張惟賢、內閣首輔方從哲等十三人進宮，讓皇長子出來見他們，頗有託孤的意思並下令將崔文升逐出皇宮。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鴻臚寺丞李可灼說有仙丹要呈獻給皇上。

  太監們不敢做主，將事情稟告內閣大臣方從哲。

  方從哲說：「彼稱仙丹，便不敢信。」接著，內閣大臣們進乾清宮探視朱常洛。

  朱常洛此時已著意安排後事，將皇長子交由閣臣小心輔佐，又問起自己的陵墓的營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後，朱常洛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

  方從哲說：「鴻臚寺丞李可灼自雲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宮獻藥。

  時間到了中午時分，李可灼調製好一顆紅色藥丸，讓皇帝服用。

  朱常洛服完紅丸後，感覺還好，讓內侍傳話說：「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

  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進一粒紅丸。

  御醫們都表示反對，但是，朱常洛堅持要再服一顆。

  李可灼無奈，只得再讓皇帝服用了一顆紅丸。

  朱常洛服後，感覺安適如前，沒有什麼不良反應。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元1620年五更，朱常洛突然駕崩。

  這樣一來，廷臣紛紛議論，指定李可灼、紅丸是致皇帝暴斃的罪魁，而且還牽涉到方從哲。

  不過，方從哲、李可灼對於朱常洛服藥，本就是抱著一試的希望，對於朱常洛的死並不要負什麼責任。

  後來，內閣大學士將進藥的前後始末詳細地在給熹宗的奏疏中說明，才使方從哲擺脫了困境。

  紅丸，其實與嘉靖皇帝當初服用的紅鉛丸類似，是用婦人經水、秋石、人乳、辰砂調製而成，性熱，正好與當初崔文升所進的大黃藥性相反。本就虛弱的朱常洛，在最後的歲月連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兩味藥物的折磨，便暴斃而亡。

  朱常洛在位僅僅一個月，享年三十八歲。

  朱常洛，他之所以短命，直接責任自然在鄭貴妃的身上，因為，他進侍了八名美女；但主要責任還是在朱常洛自己，如果他上位後，第一件事不是去縱慾的話，哪裡會死那麼快？

  （還有更新耶）